当代资本主义自我调节机制中的矛盾

   提要：自发和自觉是人类主体性发展过程中的一对矛盾。这一对矛盾在当代资本主义自我调节机制中得到典型的体现。“垄断调节”、“国家调节”和“国际调节”是当代资本主义自我调节机制的三个阶段。人类通过这三个阶段从自发走向自觉。但资本的自发本性与人类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形成的社会化生存组织所要求的自觉性在根本上是对立的，分裂的资本所有权与生态环境的公共性质是在根本上对立的，资本仅仅从量上无限追求剩余价值的本性与生态环境在质上的整体相关性也是根本对立的。资本主义自我否定的历史辩证过程，要求新型的自觉主体。这个新型的自觉主体，只可能是共产主义生产方式下的人类整体。

关键词：自发和自觉  垄断调节  国家调节  国际调节

    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真正主流派始终是主张自发调节的。但是，资本主义这个自发调节的社会系统到了当代却在越来越多地要求自觉的调节。当代资本主义的最大变化就是在自我调节的机制上从自发走向自觉。但它又不能真正地达到自觉。真正的自觉调节的前提是社会系统本身的改变。本文试图通过对垄断调节，国家调节和国际调节这三个阶段的考察来分析当代资本主义自我调节机制中自发和自觉的矛盾。

    作为典型的自发调节，自由竞争时期的市场调节也是本文所必然要涉及到的内容。但是因为篇幅所限，本文的分析在时间上是从私人垄断调节开始，而把市场调节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般的自发因素考虑进来。

　　　　　　　　　　一、垄断调节

    人类个体作为一种生命系统，有两种基本的自我调节方式。一是植物性神经系统进行的自发调节，一是中枢神经系统进行的自觉调节。虽然我们不能简单地将人类个体的调节方式外推到社会系统，但是我们的确可以从社会系统中发现这两种调节方式的存在和不断进化。让我们首先来看看资本主义社会系统中的自发调节机制。

    价值规律对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制约已经是一种调节，但这是自发的调节。在这种调节中，实施调节的主体不是人，而是物，即资本。这是按资本的客观本性来进行的调节，但又必须通过满足人的需要来实现。

    在这种调节机制中，人作为资本运动的客体要素，也得到发展，但整个过程的客观目的是资本自身的发展。人的发展是手段，而不是目的。

　　垄断是比自由竞争时期单个资本家活动更高级的资本主义生产组织形式。它不仅能通过垄断获取更大限度的剩余价值，而且改变了资本主义生产调节的方式，在传统的市场调节基础上形成了垄断调节。

    垄断是由资本主义市场自发势力不可遏止地发展而自发导致的一种调节。它也是一种自发的调节，只是其自发性的外部环境已经不同于自由竞争时期，这就是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不依赖那些“自由地”进行着竞争的资本家的意志而发展起来的社会化生产力。

    但垄断的确起着新的调节作用，它改变了亚当·斯密的那只“看不见的手”。

    垄断调节不同于市场调节。在垄断组织和达成协议的垄断同盟以内，市场商品关系被限制或否定了。垄断组织根据它们对市场的估计有计划地确定生产的数量和产品的种类，安排每个环节的生产活动。垄断组织大规模的生产还促进了管理科学的产生。总之，在垄断组织以内，生产是科学地按计划进行的。由于垄断组织的庞大，它们有的几乎完全占据了某个行业的产量，因此，与自由竞争时期的企业比起来，在量上也极大地扩展了需要进行生产管理的范围。由于垄断组织掌握了基本的生产资源和巨大的金融实力，所以能够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决定生产条件和价格，对市场施加影响，从而也就限制和压制了自由竞争，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市场。

　　但是，垄断不但不能消除竞争和取消市场，而且还依赖于市场。它只是赋予市场竞争以新的特点，使它变成垄断竞争。但结果是加剧了竞争。垄断是从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市场关系中产生出来的。它既与这种关系相矛盾，又无法摆脱它，而且还与它血肉相连，受到它的一切规律的支配。

　　虽然垄断体现了不同于市场的调节因素，但是，要说垄断调节是“自觉的”调节，则是对它的过誉。因为，从垄断组织的外部关系来看，或者说，从整个资本主义的内部关系来看，垄断组织所实行的调节仍然是盲目的。垄断组织内部的计划性，从整个社会生产来看只是局部的计划性。这种计划性并不考虑社会生产的整体联系，而只服从垄断资本家追求超额垄断利润的目的。因此，垄断组织的计划性只会以更加强大的实力，割裂社会生产的整体联系,“使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所特有的混乱现象更加利害、更加剧烈”（注1）。垄断组织利用人类生产力社会化发展的一切成果，来服务于狭隘的垄断资本利益，就不能不造成更大的混乱。

　　垄断调节的社会功能还表现为垄断集团依靠其实力来“创造”对自己有利的市场。在自由竞争时代，是由市场来发出需求信号的，生产者服从于市场需求。而现代垄断组织则凭借其雄厚的实力，在一定程度上把这种关系颠倒过来，按垄断资本的需要来塑造市场，使市场服从于垄断的生产者。通过这种垄断调节，所谓“消费者就是上帝”的神话已经破产：垄断资本的计划体系可以通过对行情的研究和广告的设计来控制公众需求。研究行情的目的并不在于了解消费者的愿望，而在于了解各种宣传方法的效果和产品式样、商品、包装等等对消费心理的刺激作用，从而按照垄断资本的利益来“培养”各种消费愿望。大公司总是能够培养出这种愿望来的，因为它们拿得出上亿美元的资金来为商品打广告。全世界的广告行业也就在这样的前提下，作为垄断集团调节市场，征服消费者的工具大大地发展。这本身既是资源的浪费，又造成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的畸形发展。但是由于这种浪费能减轻生产过剩和商品过剩的压力，它也就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合理现象。

　　对生产和销售过程实行的垄断调节，必然产生两种相互矛盾的趋势。一方面,垄断调节在一定范围内对市场的自发性加以限制，将组织性、协调性和计划性这些反映生产社会化要求的自觉性因素导入市场。例如，垄断集团内部的流通扩大、垄断组织在很大程度上不再面对“未知市场”进行盲目生产、对正在形成的销售过程进行综合和长期调节、产品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建立直接和长期的联系等等。但是在另一方面，垄断调节仍然是以剩余价值为目的的资本主义自发调节，由于竞争的存在，仍然不可能完全消除生产各环节之间的无政府状态。特别是不能消除垄断组织之间，以及垄断组织与非垄断的中小资本之间的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从资本主义社会整体来看，生产的自发性依然在整个资本主义经济中占统治地位。垄断组织自身的生产计划性和垄断调节不过是加强竞争实力的方式。各自为政的垄断集团的局部计划性只是给市场过程增加了新的、在量上放大了许多倍的不确定因素，加剧了市场的无政府状态，将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与私有制的矛盾提高了一个历史台阶。也将人类自发性和自觉性的矛盾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历史台阶。

　　但是，垄断组织和垄断调节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却再也消除不掉了。即使３０年代的经济危机已充分证明垄断是加剧危机的重要因素，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制定了一系列反托拉斯法，用了几十年时间来限制垄断，但垄断仍然是当代资本主义的基础，垄断组织仍然是当代资本主义生产组织中占统治地位的基本形式。因为竞争会必然地不断产生出垄断，更因为垄断能在一定程度上适应生产力社会化发展的要求。反托拉斯法反不了垄断，只是因为资本主义阻挡不了生产力社会化的客观趋势。尽管这种趋势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内总是扭曲地自相矛盾地展开的。

　　西方一些学者举出在当代大批中、小型企业、“灵活公司”的兴起这个事实，认为这是一个潮流，并以此论证垄断已经过时。其实，这些中、小企业中相当一部分是作为大垄断公司的附属和外围而存在的。它们可能在原料上，也可能在销售上、技术上或者其他方面依附于垄断组织的控制。总之是处于垄断调节的阴影之中，这种关系实际上体现了垄断调节在当代所采取的新形式。只有在资本主义彻底被消灭之时，才是垄断过时之日。

                  二、　国家调节

 　　垄断并不仅仅是帝国主义时期的特征，它也是当代资本主义的特征，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自从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状态中产生出垄断这种形式以后，垄断就再也不可能从资本主义经济组织中消除了。

　　但私人垄断调节的矛盾在于这种调节的局部性以及整个社会范围内依然如旧的自发性和盲目性。由于垄断调节大大推进了生产的社会化规模，又由于垄断组织以更雄厚的实力加入到竟争当中，加剧了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其结果就是更加猛烈的生产过剩危机。危机暴露出各自为政的垄断资本无力通过自发的市场来驾驭已经发展了的社会化生产力，这就把更大范围内统一调节的问题提出来了。因而，“资本主义社会的正式代表国家不得不承担起对生产的领导”（注2）。国家对社会资本再生产过程的直接干予所以必要，私人垄断资本主义转变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所以是客观的必然，其原因就在这里。

　　生产力的发展向国家调节提出的要求是克服垄断调节的局部性和整体盲目性。然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实行的国家调节又不只是一个在量上扩大调节和计划范围的问题。

国家调节不仅仅等于“更大范围内的计划性”。更大范围的计划只是垄断资产阶级国家不得不面对的、矛盾着的历史任务的一个方面。这个方面体现国家调节的进步性。与垄断调节相比，国家调节确实扩大了经济活动中计划管理的范围，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整个社会生产的盲目性，因此，国家调节在这一方面是适应生产力社会化发展的客观要求的。但是在另一方面，垄断资产阶级的国家调节却有一个无法逾越的界限，这就是资本主义国家所代表和维护的资产阶级利益，特别是大垄断资本的利益。这个界限决定着国家调节的阶级属性。离开这个阶级属性，是很难理解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对经济生活实行直接干预过程中所出现的各种矛盾现象的。

资本主义进入国家垄断阶段以来的历史证明，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调节绝不仅仅是一个“宏观的生产管理”或“经济运行”的问题。由国家在更大范围内对生产进行调节的必然性，并不能使实行阶级统治的政治国家直接转变为纯粹的“经济组织”或“生产管理机构”。国家的政治职能必然会通过国家直接干预经济的各种政策表现出来。在人们还分裂为阶级的社会中，在大垄断资产阶级依然占统治地位的国家中，对生产的宏观管理建立在对人的全面控制基础上；要“理顺经济运行的机制”，首先得“理顺”阶级关系，即稳固垄断资产阶级的统治，保证它们的根本利益。在这样的基础上，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对经济实行的各种干预和调节的政策，如国有化政策或私有化政策、扩大或削减政府开支的政策、公共工程政策、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货币政策等等，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在有利于垄断资本的方式下制定和实施的。因此，当代资本主义的国家调节，首先是阶级关系的调节。

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利益调节有时也表现为政策在一定限度内向工人阶级一方倾斜。例如福利国家政策就是这样。但是，第一，福利国家政策是国家扩大政府开支，以增加社会总需求，减缓生产过剩危机的措施之一，这在总体上有利于创造更好的投资环境，稳定资本主义经济，从而保护资产阶级的长远利益；第二，福利政策是资本主义国家财政收入的一种再分配，是表现在分配制度上的资本主义改良。这种改良使工人阶级的实际收入有所提高，改善了工人的生活条件。但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不改变的前提下，分配问题上的改良只能是一种施舍。施舍的真正作用不是缩小差别而是维持差别，并且在客观上掩盖造成这种差别的所有制根源。   

从另一方面来看，资本主义国家中的福利制度也并非都是来源于资产阶级的主动施舍，它是工人阶级进行长期经济斗争的结果，是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近期目标。只要这种斗争还没有转变、提升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政治斗争，因而还没有彻底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福利水平的高低就还是由资产阶级根据自己所获利润的状况来决定的。一旦他们发现太高的福利水平使利润受到了挤压，则削减福利开支就又会成为新的一届政府调节经济的必然措施了。80年代新自由主义的回潮，也可以说正是在整体上利润受挤压到一定程度的反弹。它既不说明凯恩斯主义的“错误”，也不说明新自由主义的“正确”，而只说明资本主义解决不了自身的基本矛盾。

　　国家调节的阶级属性一面，必然使国家调节中适应生产力社会化的要求、对生产进行计划管理的一面大大受到限制和割裂。垄断资产阶级的国家用来干预和调节经济的各项政策，往往是各垄断集团在政府中的代理人相互妥协、折中的产物，因而，国家调节的计划性不是或不完全是对社会生产整体客观联系的反映，而主要是对各个私人垄断集团之间利益关系的反映。这种反映当然也包含着对产业结构、新技术研制、基础设施建设等等生产力发展趋势的预测。但是垄断资产阶级更重视的则是生产力发展的种种趋势与他们的利润前景的关系。各个垄断集团在生产力发展的这种或那种趋势中各取所需，并且通过他们的代理人在政府的不同政策和计划中以相互冲突的形式表现出来，因而是不能不扭曲和割裂生产发展的整体联系的。７０年代以后，资本主义经济所陷入的“滞胀”局面，就是垄断资本主义的国家调节扭曲和割裂生产发展整体联系的结果。

　　总之，现代资产阶级国家既要克服市场调节的盲目性，又由于资本主义私有制与市场的必然联系而不得不依赖市场，因此消除不了自发性和盲目性的根源。凯恩斯主义的兴起，说明在资本主义的自发调节基础上必然产生出自觉调节的客观要求，这种客观要求的物质基础就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不断发展的越来越发生着广泛联系的社会化生产。社会化的生产要求从整体上对生产的各方面的相互依赖关系有自觉的认识，并且正确地处理这种关系。但是，由于人类社会的阶级分裂，资产阶级只能达到对自己阶级利益的自觉，而极力抵制和扭曲人类根本利益的自觉。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不同派别关于自觉调节或自发调节的争论，只是现象，而本质是达到对资产阶级根本利益的自觉，从而更好地满足之中利益。因此，资产阶级是把自发和自觉的矛盾限制在资产阶级能够理解和容忍的范围以内的。

　　　　　　　　　三、国际调节

    如果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自发调节已经在不可遏止地向自觉调节转化，那么，对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这种转化也必然要在国际范围内表现出来。

　　二战后，生产国际化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二战后产生的第三次科技革命不仅在量上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同时也在结构上推动了生产的国际分工，推动了各国在技术上的相互依赖、相互合作。科学技术的研究已经越来越成为必须各国协作才能办到的事。从科学家的国际合作发展到高新技术项目的国家间合作，发展到国家间高新技术产品生产的统一分工。这种“统一分工”，并不是自觉协调的结果，而是各垄断势力在国际市场上盲目竞争的结果。科学技术和商品经济的发展相互推动，加快了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周期，新产品和新工艺层出不穷。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技术投资和技术贸易，向全世界推销新技术革命的成果，使产业结构的调整和转移在全世界范围展开。这既使它们能够始终保持在技术上的领先地位，又在新技术革命的基础上深化了国际分工，并且使国际分工在帝国主义殖民化时期形成的垂直分工基础上迭加了现代的水平分工。　

　　二战后，一大批原来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成为独立的主权国家。他们虽然在独立后所走的道路、所采取的社会制度不同，但是，在全球资本主义的环境下，都不同程度地加入到整体的国际经济政治活动中。作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新技术产品和新工艺的倾销地，作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转移相对过时的产业结构的场所，这些新独立国家既受剥削，又受到促进。他们的参与，使国际分工协作所覆盖的地区不断扩大。而更重要的是，它们的发展，将以事物自身发展的辩证方式最终改变国际分工的现有格局。关于这一点，我们从所谓“亚洲四小龙”今天在国际分工中所占有的地位，以及这种地位的不断变化，已经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但是，在当代极大地体现了人类改造自然界和自组织能力的国际化生产、交往体系并不是人类自觉地组织起来的，它其实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盲目发展的结果。生产和交往的国际化是作为资本主义在全球扩张的途径和结果而形成的。这个过程具有极大的盲目性，它使资本主义固有的生产社会化与生产无政府状态的矛盾在更大的范围内展开和暴露出来，并且表现出一系列新的特点。

　　国际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条件下的生产国际化，仍然是无政府状态的社会化生产。它造成不合理的、畸形的国际分工，表现为不平等的国际贸易关系，表现为贫富差别的国际化，表现为资本主义的跨国垄断集团以全世界为车间的大规模生产所造成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他们对资源的过度开采和滥用，已经在许多领域开始导致资源的枯竭。由于当代跨国公司巨大的生产能力是本世纪初的国际垄断集团所不可比拟的，它们在无政府状态下的竞争对资源的浪费和破坏就更大。国际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无政府状态甚至还表现为危胁着世界和平的军火生产、销售的国际化，毒品生产、偷运和销售的国际化等等。

　　由于实行国家调节的政策，在发达资本主义的单一国家内部，滥用资源而造成的环境污染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控制。但是在国际范围内的资源滥用和环境污染却依然在发展着，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国内进行环境治理的外部结果。与发达国家产业结构向低污染的信息业转移同时进行的，是高污染的夕阳工业向落后国家转移；与发达国家森林覆盖面积同时增加的，是亚玛逊河流域热带雨林被破坏的面积；与发达国家内部环保立法不断完善同时发生的是这些国家把核废料和其他工业垃圾向落后国家倾倒的非法行为。

　　如果说垄断资本主义国家所实行的干预政策在资本主义国内多少是一种理顺经济秩序的自觉因素，那么，在这些国家参与国际竞争，为了本国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不惜损害别国利益的时侯，这种国家干预的政策就变成加剧国际经济中的无政府状态的因素，更不用说那些超级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推行的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在世界上所造成的混乱了。

　　国际资本主义的发展以一种方式推进人类各民族的交往和相互依赖，又以另一种方式使各个民族之间界限更加深刻。资本主义的生产国际化不得不在各个对立的民族国家之中发展。一方面，生产社会化不断地超越国界，另一方面，特定的所有制关系，即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关系又要求加强一个个的国界。不仅如此，在资本主义全球体系的范围以内，生产国际化越是加强，国界便越是分明和巩固，国家、地区之间的对立和竞争便越是激烈。在资本主义范围以内，所谓国际化，并不是国家界线的消溶，而是这种界线的加强。这是因为，虽然生产要素、生产过程和产品的交换正在以更大的程度跨越国界，但是产品的所有权却仍然保留在国界以内，特别是保留在国界内民族资本的所有权之中。因此，伴随着生产国际化的，必然是增加着的民族矛盾，包括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并且从总体历史的意义上暴露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与之相适应的现代民族国家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充分地体现在当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贸易自由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对立关系之中。

　　生产国际化也不能直接消除国家的阶级属性。由生产国际化的发展所造成的民族矛盾，不过是同样也国际化了的各国垄断资产阶级之间矛盾的表现方式。当生产社会化主要还是在民族国家范围以内发展的时侯，当生产的条件主要还是民族地提供的时侯，一句话，当民族的界限对本国资产阶级的发展有利的时侯，资本主义的全球发展就主要采取了民族资本的形式；而当民族的界限，特别是别国的民族界限开始阻碍那些最先发展起来的垄断资本进一步获取高额利润的时侯，资本就倾向于采取跨国的形式，以至“无国籍”的形式。而这个过程在不同的国家，对于不同的垄断集团来说，其发展也是不平衡的。因此，超越国界和加强国界的趋势同时交错进行，贸易自由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同时存在。取舍的标准并不在于抽象的民族利益，而是由占统治地位的大垄断资本集团的利益决定的。民族国家不过是资本征服世界的历史台阶。在全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条件下，民族国家的界限也不过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表现方式罢了。

　　因此，真正的界限就不是民族国家的边界，而是资本主义私有制。阻碍生产国际化协调、合理发展的，并不是民族国家利益的矛盾，而是资本集团利益的矛盾。跨国公司虽然在全世界范围内统一考虑它的选址、生产、销售，从而发展了生产的社会化和计划性，但是这种计划并不顾及各国的民族利益，也不顾及生产力全球系统的客观整体的联系。再庞大的跨国公司，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条件下，也仍然只是一个狭隘的私有利益集团，它的目的是更多的剩余价值，而不是全人类的利益和全球的合理发展。跨国公司可以超越民族国家的界线，但是没有也不可能超越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界限。

　　生产国际化过程中的种种矛盾客观地要求有一种合理的国际秩序。但是，现今的国际秩序无非是由组织成跨国公司的国际资本家以及代表他们根本利益的垄断资本主义国家所控制的国际市场秩序。市场秩序历来是盲目竞争的盲目结果，世界市场更是如此。

    世界市场并不能“合理地配置”世界的资源。相反，世界市场是在帝国主义列强肆意掠夺世界资源的过程中形成的。对于帝国主义和那些最有实力的国际垄断集团来说，所谓市场，不过是势力范围的同义语，只不过这种势力范围在本世纪初完全是用武力来进行划分的，而在今天，逐渐采取了以经济实力和技术垄断的实力来进行划分的方式。文明增长了，但不平等依然存在。那些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强国由于继承了资本主义早期历史留给他们的遗产，所以能够在生产的世界体系和国际分工之中，始终处于优势的地位。竞争会使这种优势在一段时间里从一个私人垄断集团转移到另一个私人垄断集团，从一个国家转移到另一个国家，但是这种实力和相对优势的转移，迄今为止都只是在少数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进行的。

　　同时，正象在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内不得不由政府出面对生产进行统一调节一样，生产国际化的发展与国际范围内的生产无政府状态客观地要求在国际范围内对生产进行统一调节。但是从整体上来看，并没有一种有效的统一调节力量，在当今资本主义国际化的生产体系中起着调节作用的，仍然是不同形态的实力，即主要掌握在跨国垄断集团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手中的经济的、政治的、技术的乃至军事的手段，以及在实力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世界市场。这种实力基础上的调节就是资本主义的国际市场调节。

　　与资本主义的国内市场调节一样，这种调节也是通过盲目力量实现的，它带来的是给各国都造成损害的剧烈竞争。由于在国际范围内的竞争往往是各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参与的，这种竞争就要激烈得多。

　　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发展的历史上，往往是以战争作为竞争的后盾或者结果的。战争的调节，是资本主义的国际调节的重要手段。战争不仅是以武力来争夺领土，原料产地，市场，和势力范围的暴力手段，而且，战争本身也是高额利润的一大来源，因为军火产品历来是资本主义产业的支柱领域之一。

　　二战以后，在主要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虽然没有发生过战争，但是完全不以军事实力为后盾的和平竞争格局却也依然是谈不上的。日本和德国在战后主要依靠经济实力在世界上所取得的成就，也不能说明和平竞争时代已经到来。因为由美国提供军事保护伞的历史事实，减弱了日本和德国作为和平经济竞争例子的作用。而且，军火生产仍然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大支柱，并且是作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主要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大支柱。军事冲突的物质基础和战争的根源仍然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以及由这种生产方式所制约着的国际关系，这才是问题的实质。至于这些国家生产出来的武器是由谁来使用，则是第二位的问题。

　　实力的形态是可以随着生产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也随着世界市场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可以从纯粹的武力转移到资本，再转移到技术。在当代，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越来越以它们所拥有的先进技术来作为竞争的实力。例如，技术贸易在世界贸易总额中所占有的比例在逐渐增加，而在技术贸易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占有绝对的优势，是最主要的卖方。但是，实力形态的变化并不能直接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性质。技术贸易远比廉价资源的掠夺来得文明，但是也给垄断资本创造更多的剩余价值。同时，在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技术贸易这种形式正在造成新的不合理的国际分工，即国际范围内的脑体分工。这种趋势正在继续加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第三世界国家的矛盾。

　　实力形态的变化也没有改变发展的不平衡性，实力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转移，加剧和不断产生出它们之间新的矛盾。而且，不管实力的具体形态发生怎样的变化和转移，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世界体系以内，其本质都是资本的实力。军事的、政治的、科技的乃至文化的实力，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条件下，都只能是资本实力的工具，因此，这些实力所能实现的，也都不仅仅是军事的、政治的、科技的以及文化的价值，而是资本的价值，即剩余价值。

　　因此，现代资本主义的国际调节，说到底，只能是资本的调节，也就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集团以高度集聚起来的资本为实力所进行的调节，是以资本垄断集团的极大地膨胀了的私有利益为标准的调节。不管它采取什么样的形式，都只能在一定的程度上、在一定的区域以内相对地缓和各垄断集团之间的剧烈冲突，相对地限制国际范围内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而在根本的意义上，它只能加深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

    在资本主义国际市场的经济基础上，也产生了某种国际范围内的上层建筑。例如各式各样的国际法，以及据说是依照这些国际法而建立的国际关系，还有各种类型的国际组织。人类从上个世纪以来就对这些国际法、国际关系和国际组织寄予了不竭的幻想和希望，但是至今没有从这些法和组织中得到比国际资本主义所能给予人类的更多的东西。一个基本的错误就在于人们相信国际法高于国际资本主义。国际资本主义的辩护士们不停地要人们相信的就是，在一个国际资本主义的世界上有一个平等的属于全人类的国际法以及依据这个法的执法机构。

    由于在国际范围内没有一个真正有效的统一调节力量，关于建立一个真正有效的世界政府的建议就不断地被提出来。提出这些建议的人，其愿望可能是善良的，但他们善良的愿望，在一个依然国际资本主义的世界上是不可能实现的。

    不过，我们也可以设想一下，如果真的建立了一个世界政府，情况会怎么样：如果在不消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情况下建立一个世界政府，那也只能是一个由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的意志支配的世界政府。它也许能够实施一些类似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府所实行的有一定效果的自觉调节，但它将遇到比垄断资本主义在国内实行自觉调节更大的矛盾，即国际范围内生产社会化与各个国际垄断集团私有制的矛盾。

    不过，到那个时候，矛盾也许将大大简化：没有了“民族国家”这个中介，也就没有了掩盖国际阶级矛盾的屏障和借口，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用来转嫁危机的各种国际途径也就不复存在。产业结构的全球转移就不会带来个别“国家”的富裕，而是增加这个唯一的“世界国家”的内部矛盾；污染的全球转移也不会产生今天的这种“把垃圾倒在别人围墙里”的效果，因为已经没有了“别人的围墙”；劳动力的民族差别也就转化为“国内”的差别，这就有利于组织成为“全国”统一的工人阶级组织，克服工人阶级的民族分裂，这既从客观上挤压资本的利润，又从主观上提高国际工人阶级的整体阶级意识。

    在这种设想的世界政府的状态下，跨国公司将成为“国内”的公司，它们原来利用不同国家之间在法律上的差别而获取超额利润的条件将不复存在；他们摆脱工会势力的空间，摆脱环境保护法规的空间，在不同国家之间玩弄汇率的差别而获利的好处，收买专制小国统治者，以互相勾结的方式剥削所在国人民的方式等等也不复存在，这将大大减少他们从这些方面所得利润，马克思所预见的“利润下降的趋势”这一客观规律将重新制约资本主义的发展。

    因此，我们可以设想一种统一的世界政府，但是却不能通过这种设想自动消除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列宁在1916年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下，批评了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的（注3）。

总之，现代资本主义的国际调节，说到底，只能是资本的自发调节，也就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集团以高度集聚起来的资本为实力所进行的调节，是以资本垄断集团的极大地膨胀了的私有利益为标准的调节。不管它采取什么样的形式，都只能在一定的程度上、在一定的区域以内相对地缓和各垄断集团之间的剧烈冲突，相对地限制国际范围内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而在根本的意义上，它只能加深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

          四、结语

　　从垄断调节、国家调节到国际调节的历史过程说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已经在更加深刻的意义上不能适应人类生产和生活的发展。垄断调节、国家调节和国际调节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不断深化的三个历史台阶，是资本主义不断下降的台阶，又是通向社会主义的上升的台阶。这是一个资本主义自我否定的历史辩证过程，也是人类从自发走向自觉的过程。

    自觉调节的因素正是从自发调节的过程中逐渐地产生出来的。如果说，自发调节在资本主义初期，还可以起到一定的调节作用的话，对于全球秩序、对于一步步向人类逼来的生态和环境危机，它肯定是无能为力的。因为分裂的资本所有权与生态环境的公共性质是在根本上对立的，资本仅仅从量上无限追求剩余价值的本性与生态环境在质上的整体相关性也是根本对立的，资本的自发本性与人类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形成的社会化生存组织所要求的自觉性也是在根本上对立的。自觉的因素永远不会完全消灭自发的因素。但是，当一个新型的自觉主体产生出来以后，原有的自发因素本身以及它们的活动环境就将在根本上得到改造，就将在这个新型主体的整体规范下进行他们的自发活动，达到更高级的自觉和自发的统一。

    这个新型的自觉主体，只可能是共产主义生产方式下的人类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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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1）：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２卷，第７５１页。

    （注2）：恩格斯：《反杜林论》。见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３１７页

    （注3）：参见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第九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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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7年2期）

  作者：贾星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