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政府主义的胜利：自由软件与版权之死

（Anarchism Triumphant: Free Software and the Death of Copyright）

爱宾·莫格林（Eben Moglen）

（译者标题脚注：原载于 http://old.law.columbia.edu/my_pubs/anarchism.html ， 通过自由软件基金会网站链接。）

Linux 操作系统内核的传播已经在引领人们对自由软件运动的关注。本文想表明的是，自由软件远远不是一种对商业化软件市场的边缘性参与，而是摧毁所谓知识产权体系的重大的第一步。

目录

1．软件作为财产：理论上的自相矛盾

2．软件作为财产：实践问题

3．作为一种生产方式的无政府主义

4．权威在黑暗中消亡

结论

I. 软件作为财产：理论上的自相矛盾

软件：再没有什么词语象它那样彻底的涵盖了数码革命的实践和社会影响了。它原本纯粹只是一个技术术语，而且表示了它同安装在电子装置外部面板上的，固定电缆或开关的“硬件”决然不同，在改变电脑行为的语言手段一经开发出来后，“软件”就主要表示多少可以被人类读懂的，记述和控制机器行为的表达方式。［1］ 

时过景迁。以操纵数字编码信息为基础的技术如今在‘发达’社会的人文文化中的大多数层面都具有社会化的主导优势。发生在录像，音乐，印刷，电讯，甚至舞蹈，宗教崇拜，以及男欢女爱等等事务之中的，从模拟方式，向数码表现方式转化的运动，潜在地将所有人类的符号象征行为形式转变为软件，也就是说，变为记述和控制机器行为的，可更改的指令。

按照西方科学思想的，概念化支持构架的特点，软件和硬件的区分，如今，正在自然的或社会的领域受到关注，并且已成为一种表达决定论和自由意志，本性和教养，先天和后天之间冲突的新方法。我们的“硬件”即是我们的本性，它决定了我们的命运。我们的后天教养即“软件”，确定了我们的文化养成，它是我们的比较自由的范畴，等等，当然你可以对这些喋喋不休的废话毫不在意［3］。这样，“软件”成了一个对所有象征性的，明显从该词词源的技术含义中分离出来的行为的，约定俗成的比喻，尽管当该术语如此这般地传播开来，而忽略了它词源中的概念意义时，不安就己出现在技术权限之内了［4］。

但是，数码技术正被那些对其操作原理一窍不通的人所广泛应用着，在这一过程中同时也显然允诺了“软件’的广泛含义上的运用，这种情况实际上已决不允许我们忽视当今社会外表之下的，无处不在的电脑的存在。

从模拟向数码方式的转变运动对社会结构和法律关系来说比对于从身份制向契约制的转变更重要，后者（虽然）要更著名些，虽然也缺少确定性些［5］。这对并不懂得这一点的那些合法思想家来说可是个坏消息，这就是为什么它要如此尽力装作懂得这一切并且现在还在浮夸。然而，无论如何我们的这个伟大转变对于那些能够将这片新创建的大陆转变成自己的财产的人而言，却是个潜在的好消息。

这也是为什么时下流行的软件“主人”为什么如此极力地拥护和鼓励所有其它人的无知。他们不走运—因为那些至今还不懂得在该领域怎样应用他们的传统逻辑的合法思想家们常见的原因，—骗术已经不灵了［6］。本文将解释这个原因。

我们需要从考察围绕在我们周围的“文化软件”时代的常见设备的技术本质谈起。CD播放器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的主要输出源是从一片光存储盘上读出的比特流。该比特流以每秒钟４４０００次的频率，以度量方式(in terms of measurements)解读音乐，并从两个声频频道中加以放大。播放器的基本输出是模拟音频讯号［7］。像数码世界的所有其它东西一样，由CD播放器所识辩的音乐只是一种数字信号。由阿图罗·托斯卡尼尼指挥,NBC交响乐团合唱队特 别录制的贝多芬第九交响乐是[归结到一些无意义的码]1276749873224,而格林·古尔德别具一格的歌德堡变奏曲的最后录音（同样它也稍有删节）是767459083268。                                                

无独有偶，这两个数都是‘版权所有’的。这就是说，你可以想象，除非你有它们的特许权，否则，一旦它被确定为任何一种物理形式，你就不能拥有这些数字的另一个版本。你不能在需要版权的著作还没有制作好一个“派生版”时，就为你的朋友将７６７４５１０８３２６８改为２３４７８９５６９７（这样就改正了古尔德对节拍的可笑判断）。

与此同时，同样的光学存储盘包含另一个数字，让我们把它定为7537489532。这是一个具有多重约束的大型系统线性规划算法，如果你想使你经营的货运铁路滚动仓储达到最佳使用效果，它就是一个十分有用的例子。这个数字（在美国）是“有专利”的，也就是说你不能够为自己而用7537489532推导，否则，同解决线性规划问题相关专利的“实践技术”就会使你有麻烦，不管你是怎样想到它的，包括只为自己的目的而研究它，除非你有这个数字的所有者的特许证。

还有989245495483。它是Microsoft Word（译注：美国微软公司的字处理软件）的源代码。而且，它也已经‘版权所有’掉了，它是一个商业秘密。也就是说，如果你把它从微软拿走，并把它交给其他任何人你都要受惩罚。

最后，还有588832161316。它什么也不是，而恰好是767354的平方。据我所知，在上述的名目之下，它还没有隶属于任何人。

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应付学者们提供给我们的第一个障碍。它来自于一个以其名Ipdroid著称的木偶。这个droid精通世故，聪明灵巧并且过着有教养的生活。它在有关TRIP的学院和内阁联席会议上，对那些精美上等的宴席大加赞赏，而对在MSNBC上频繁露面的特殊待遇，却毫不提及。它想让你知道，我正在犯着一种把知识财产的体现，同知识财产本身混淆不清的错误。

它并不是个取得过专利的数字，而仅是一个Kamarkar算法。该数字可以注册版权，因为版权涵盖了思想的,特定而切实的体现的表达质量（倘若它们还没有消失的话,当中的一些功能性特征可能被神秘地融合进去），但不包括算法。而数字是不可授予专利的，它只是与铁路系统正点运行有关的数字“教学”。代表微软Word 的源代码的数字可以是一个商业秘密，但是如果你自己发现了它（通过其它微软所公布的数字的运算操作，例如，那种被称作‘逆向工程’的运算），你将不会受到惩罚，至少如果你居住在美国的某个地方，情况就是这样。

这个droid同其它的droid一样，总是对的。作为一个droid的条件是对某些东西要全面了解，而对其它任何东西却一窍不通。由这次及时而急迫的介入，droid把现行知识产权确定为包括许多错综复杂和难以理解的特性的系统。其复杂性让教授们博学，让国会议员们获得竞选捐款，让律师诉讼顺利,并且取缔无业游民，让莫多克富有。这种复杂性绝大多数进化到了一个产业信息发布时代，这时，信息是以模拟方式刻写在某种具有制作、搬运和销售意义的介质上。当我们通过网络顺利地应用上数字信息，并且分文不花就能复制时，万事通常依然如故，直到你对它产生恶意。

但是，这一点并不是我们所要争论的。我想指出另外一点：组成我们世界的不断增长的东西,除了巨大的数字之外，其它什么都没变（也被称作比特流），并且——由于对于数字本身的突发性特征人们无能为力这种原因——如今立法系统同意以根本不同的方式对待同样的数字。没人能告诉我们，单单看一个一亿位数长的数字，是否就可确定这个数属于某个专利、某项版权或属于某项商业秘密），或者它是否真的有了某个‘主人’。这样，我们所拥有的这个法律系统—上帝保佑，由于它的缘故，如果我们是版权教师、议员、古奇香水大王或者大Rupert本人—将被迫以不情愿的方式对待那些不能辨认的东西）

现在，我的角色是一个同法律思想的漫长发展相关的（非常漫长的）法制史学家。我主张在相同对象之中以精准、但不可预知为基础的立法体系是根本不稳定的。因为规则应用的每一实例，都至少是要求一方的一种邀请,这种邀请提出了这样的主张，即替代适合理想范畴A的，对特定目标有争议的范畴,这被认为是，同规则更有利于提出主张一方的范畴B对掉整合，所以它们过时且崩溃了。

这个游戏——关于一台打字机，是否应该被看作一台其使用目的在于调节铁路速度的仪器，或者蒸汽铲车是不是机动车——是一个有关法律灵活性的老生常谈。但是，当按惯例通过的法律范畴，要求法官在同样的法律中间去区别它们、甄别这些法律条文时，争论不休，旷日持久，这给委托人造成的经济负担是无法估量的，对没有偏见的旁观者也肆意侵扰，无所顾忌［8］。

这样，当事各方可以为所有他们支付得起的立法者和法官花费所有他们需要花的钱一一因为数字世界的新“主人”非常少—但是他们购买的法规，到头来并不会起作用。这些范例迟早都将崩溃。当然，如果迟到即意味着两代人之后才到的话，那么，在此期间，被人们认可的财富和权力的分配结果，不用那种卧榻上的土豆反抗传媒巨头的，小人造反的激烈的反抗精神是不可能将它逆转的。

所以，已往同比尔·盖茨之流的意愿相左的历史记录并不充足。我们正在用一种非常有限的感觉断言未来：我们知道，有传统的信仰在后面支持着的现存规则已经丧失其意义。各方将随心所欲地使用或滥用它们，直到“值得尊敬的”守旧观念的主流认识到它们结果难料，行将消亡。

但是，现实的学问应将其注意力转向对新思想方法的明确需要方面去。

当到达争论的这个节骨眼上时，我们才发现，自己正在同另一个有教养的白痴的主要头目：经济侏儒（econodwarf）竞争。同Ipdroid一样，经济侏儒也是刺猬族（a species of hedgehog）［9］，但是，在droid承诺用经验推理的地方，经济矮子都在进行一种积极的，且论点明确的，但却是观点完全错误的人性本质的专门研究。

照经济矮子的观点来看，每个人都能够在不同时间，通过想象其银行账目状况，而反复揭示单独占有‘动机’。这样,在这个例子中,经济矮子感到，被迫拒绝那些没有我所讽刺的那种法规，它们就没有激情创造规则视之为财产的东西：没有把别的东西排除在音乐之外的能力，就不会有音乐，因为没人能肯定可以从创作音乐中获得报酬。

音乐的确不是我们讨论的主题。此时我所考虑的软件，只是一种老的类型：计算机程序。但是，由于他怎么都得草草应付这个题目，而且还因为,正像我们所见到的，人们还应该说，确实不再能够把电脑程序和音乐表演区分开来。我们至少可以在ad pygmeam的纵情辩论中感到满足。在经济矮子发财之后，依我的经验，他去听歌剧了。

但是，不管他去听多少次歌剧“唐、璜（Don Giovanni）”，却从不会想到莫扎特的命运如何，照他的逻辑，它会使贝多芬完全恢心丧气的；还有，即便莫扎特明明白白地知道，写了也得不到报酬，我们还是有了“魔笛”。事实上，从更广义的角度来说，‘魔笛’，“马太的热情”，以及弑妻者卡尔罗·吉苏奥多的赞歌正是自由软件的，历尽沧桑的传统而组成的部分，以更广义的角度来说，对此，经济矮子从来就没有真正承认过它。

经济矮子的基本问题是，“动机”仅仅是一个比喻，并且作为一种描述人类创造性活动的比喻，它显得华丽而丰满。我从前已经谈到过这一点［10］，更好的比喻已被迈克尔·法拉第(Michael Faraday)首次注意到了，那是当他把一个线圈绕在一个磁铁上，并旋转磁铁时所发生的事情。电流在这样一个线圈中产生，但是我们并不关心离开轨迹的电子的激励动机是什么（译得好！）。我们说电流是从我们称作感应系统的自然物质中产生出来的。

我们所提出的问题是，“什么是电线的电阻？”所以，莫格林（Moglen）给法拉第定律的隐喻推论是，如果你给行星上的每个人都裹上互联网，然后转动这个星球，那么，在网络中流动的就会是软件。这是一个为相互间的快乐而进行创造，并克服过分孤独而产生的不安情绪的，相互连接在一起的人类智慧所具有的自然特征。我们所提的，唯一的问题是，什么是互联网的阻抗？莫格林对欧姆定律的隐喻推论，阐述了网络阻抗直接与‘知识财产’系统的电场引力成正比例。所以，人们给予经济矮子的正确答案应该是：反击阻抗。

当然，这在理论上完全是非常适当的。“反抗阻抗”听起来挺不错，但是，虽然有了理论，可是，如果经济矮子是正确的，我们还是遇到一个严重的问题,并且还发现，由于不让人们有权拥有软件，所以优良软件生产不足。可是，矮子和droids是不同种类的形式主义者，而现实主义的优点是，如果你从这些事实出发，那么这些事实就始终对你有利。结论是，如果把软件当作财产，结果就是制作出劣质的软件。

II.  软件作为财产：实践上的难题

为了弄懂为什么把软件转变成为财产就会产生出坏软件，我们需要对艺术史作一番简介。自然，我们最好从“艺术”这个字本身谈起。电脑程序就是确定的理性同文字发明的结合。

首先要肯定，源代码是一种非文字组合的形式［1l］.在一个电脑程序中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程序的运作，也就是说，按照技术规范正式规定的，以输入来决定输出的标准运行方式。以这种一般水准，程序的运行内容就是所有能够看到的东西。

但是，运行着的电脑程序，是作为电脑系统的一部分而存在的，这就形成了软、硬件总体和人之间的相互作用。一个电脑系统的人性成分不仅仅包括电脑使用者，而且还包括（潜在地不同）那些维修和改进这个系统的人。源代码不仅通过产生机器语言代码的编译程序与执行程序的电脑交流，也要同其他的编程人员进行交流。

同人类其他部分相关的源代码功能，并不为那些非编程人员所广泛理解，他们倾向于把电脑程序看作是不可理解的。他们会吃惊地发现，包含在大多数程序中的大多数信息，从编译程序或其他计算机语言处理程序的角度来看，是一种“注释”，也就是说，是一种非功能性的材料。当然，这种“注释”是讲给另外一些想要解决程序操作问题，想要改换或使程序操作提升水平的人们听的。在绝大多数的编程语言中，告诉人们程序在做什么，比告诉电脑怎样做，花费了更多的空间。

程序语言的设计总是在完成双重技术规范说明的情况下进行的，这里说的双重技术规范说明即机器执行指令以及为（使用电脑的）人类读者而准备的描述性信息。人们为了达到这双重的目的，可在进行计算机语言设计时确定三种基本策略。首先，初始的工作是针对特定硬件产品设计特定的语言，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汇编程序”，主要用来分开人－机对话交流程序部分。汇编程序指令非常接近机器语言指令：一般说来，汇编程序的一条条文同计算机本机语言中的一条指令相对应。编程人员在最明确而可能的水平上控制计算机，并且（如果训练有素的话）顺着机器的指令，不停地作注释，每做几百条注释后就停顿下来，创建“块注释”。“块注释”提供程序的策略概要，或供程序处理操作的主要数据结构文件。

第二种方案是—以COBOL（ “Common Business-Oriented Language”（一般商务导向语言）的缩写）语言进行特征描写—使程序本身看上去就像一套自然语言说明书，它以一种难懂、但是理论上具有人为可读性的风格撰写。

一行COBOL代码也许是这样的，例如“MULTYPLY PRICE TIMES QUNTITY GIVING EXPANSION.”  最初，当五角大楼和工业专家们在１９６０年代早期开始联合进行COBOL设计时，它看上去似乎是一个有前途的解决方案。COBOL程序大部分像是自述文件，它使两个工作小组有可能进行大规模程序的联合开发，并且训练各种专业的编程人员，他们不需要在汇编程序与机器的那种密切关系的意义上掌握机器。但是却错误地选择了在这种普通水平上自述的程序文件本身。一种更加程序化，更压缩的操作细节表达方式，“扩张＝价格×数量”，例如，它最好与商业和财经运用程序相适应，而这种应用程序使用的是编写者和阅读者都习惯的数学表达方式；而在数据结构和程序的大量操作内涵的阐述过程中,就不会因为语言唠叨重复而成为不必要部分，在这种语言中的执行细节是被特别规定了的。

因此，直到1960年代晚期，计算机语言设计师们才开始用操作细节、更改或修理程序所必需的非功能性信息都更加精细的混合表达形式进行试验。

有些设计师选择了高度象征性和压缩过的语言，在这当中，编程师抽象地处理数据，这样“Ａ×Ｂ”可能是指两个整数的乘积，两个复合数，两个巨大的排列，或者任何由计算机在执行指令时，基于前后文对变量“Ａ”和变量“Ｂ”所进行的，被称为“乘法”的一些具有数据处理能力的程序［12］。这个方案产生出了最简明的程序，它使人们以为，它可使过后才去查找代码以便进行改动或修理的人们，简化在理解该代码所遇到的难题。通过隐藏计算机操作的技术细节并强调运算法，程序语言可以被设计成比英语或其它自然语言更好的，表达递进过程的语言。注解将不仅仅是多余，而且使人烦扰分心，正如用英语的比喻来传达数学概念，所带来的混乱多于启发。

我们是怎样制造微脑混乱的

这样，程序语言的历史就直接反映出发现人-机交流形式的需要，这种人-机交流也向人类读者有效传达复杂思想。“表达性”变为程序语言的一个特征，这并不是因为它使计算变得容易，而是因为它使协同创作，以及不断增长的复杂软件系统的维护变得容易了。按第一印象，它似乎证明，使用着眼于最终作品的传统版权是正当的。虽然实质上包含“功能的”要素，计算机程序还是包括了“富于表现力的”极为重要的特色。版权学说把功能和表达合并为注册版权后的、许多种类的著作特点。‘源代码’既包含进行功能操作所必要的机器指令，也包括为人类阅读者专设的，表达性的“注释”，是版权处理的一个适当的后备措施。

不错，正如人们如今理解的，软件的表达性部件目前仅仅只是为使‘派生著作’的制作更为容易而巳。倘若它不是为这个目的而配备替换版的话，程序的表达部件就会完全成为额外的部分，并且源代码将不再成为对象代码，语言处理器的输出，除程序的功能性特点之外,还清理全部程序。

整个1960年代和1970年代的电子计算机工业状况，在久经世故的格伦特标准订定之后，把这种隐含的压力掩盖在了当时的形式下面。在那个时期，硬件价格昂贵。计算机日愈成为庞大和复杂的机器组合，而且，设计和建造如此一排排，用途广泛的机器的行当渐成风气，可还不是说被一个公司所垄断。IBM发布它的软件。可以肯定的是，它拥有自己的雇员编写的软件，并且给源代码注册了版权。但是，它也以不加价的方式向它的顾客发送软件－其中包括源代码－，鼓励他们制作和分享像这样分发的软件升级版和改订版。对于一个主流软件的制作商：这种策略产生的意义是：更好的软件连带卖出更多的计算机，这正是商业利润率之所在。

在这个时期，电脑趋向于在特定的组织内集结，但相互间并不进行广泛的交流。需要控制的软件并不通过网络而是通过绕轴磁带发送。这种发送系统趋向于软件开发的集中化，以至于那时IBM的客户可自由修订和改动软件程序，那些改进的版本可以首先同IBM共享，后来它考虑是否和以什么方式把那些改订版合并入软件的集中开发和发送版中去。

这样，从这两点重要意义看，世上最好的软件都是自由软件：它丝毫不值得购买并且它所附带的条件准许并鼓励程序的试验，改变和替换［13］。有问题的软件是有利于版权法律的，对用户向他人分发其升级版或改动版的能力确实作过理论上的限制的，ＩＢＭ的财产，但是，实际上，主机软件由主要的硬件生产商和它的经验老道的用户合作开发，雇用制造商的软件发送资源，通过用户群体社区传布最近改进的版本。把别人排除在外的权力，财产权的“成捆的棍棒”中最重要的一根（在美国最高法院所钟爱的一个图微中）从实践上来说并不重要，或者可以说，在软件交易中心，它甚至是不受欢迎的［14］。

1980年代之后，一切都时过景迂。主机硬件业在10年内让位给了PC组件业。而且，作为产业发展的一个插曲，运行在PC组件上的单个的最重要的软件成分—操作系统—成了一家从不生产硬件的公司唯一的重要产品。高质量基础软件，不再是硬件制造商用于产品区分换代战略的一个棋子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家占有压倒性市场份额的，培育软件多样性时接近于垄断的，忽略了平常利益而不顾的公司，它着手实际开发了软件产业。在这样一种过程中，那种能把别人从产品构成的参与中排除出去的权力，就变得十分重要。微软在市场上的力量完完全全取决于它对视窗源代码的拥有。

对于微软来说，别人制作的“派生作品”，另外还有被称为修补件和改进版，都威胁着软件业的核心财产。确实，紧随其后的司法程序已经倾向于立案，微软用来做交易的策略是到软件市场的其它角落去找寻软件创新的观念，把它们买下来并且在其所有权产品上对它们实行打压，然后又将它们合并。电脑制作，销售，拥有，以及由其他文化发展的象征意义深刻并具有利益杠杆作用的人使用［15］，排除异己的权力重新又回到了软件作为财产概念的舞台中心。结果，就同软件相关的质量而言，简直就是一种灾难，垄断者是一家用了大量程序师的富有的，强大的公司，但是它却无力支付不断增加的，遍布各地的个人电脑运用的，适合于千差万别的条件的，用于生产可挠的，活跃的并在技术上有创新的软件所需的试验员，设计师，和开发人员所需的费用。（句子太长，建议弄成短些的句子，另外，“可挠的”或可改译为“柔性的”）它的基本营销策略包括为最缺乏技术经验的用户设计自己的产品，并使用‘恐惧，不确定，以及怀疑’（在微软内部称作FUD）(译注：FUD即“fear,uncertainty,and doubt”（恐惧、不确定以及怀疑）的首字母缩写)把那些经验老道的用户从潜在的，其长期的与微软市场力量对抗的生命力始终对微软有威胁的竞争对手中赶走。

没有用户之间长期不断的相互作用可以修补和改进，操作系统的制造商，不可避免的质量退化也将会是无法阻挡的。但是由于个人电脑革命把用户数目按几何级数增加，几乎所有同结果系统有联系的人，都没有相比之下能与之相对抗的东西。对主机领域里先前就确立的稳定性，责任，可维护性以及效益标准的无知，个人电脑用户很难被指望去弄懂在相关期间内垄断者的软件运行得有多么糟糕。由于个人电脑容量和能力的快速发展，其生产力的总体增长掩盖掉了软件的缺点。普通用户一半以上都在担心自己一窍不通的软件技术，如今却对软件的缺陷大加欢迎。在一个经济上经历的神秘的变革过程中，在数以百万的从业人员非稳定性共生基础上，以一种不正当的方式，实现了平衡，看上去没有哪台个人电脑能够不冲撞（死机地）连续运行数小时。虽然它每次不必要的错误发生时都因丢掉工作而垂头丧气，电脑对明显的易错性还是具有内在的可靠性的［16］。

这完全没有什么必要性。个人电脑软件的低劣质量可以由直接包括用户在内的，软件设计及其功能实现的先天进化过程来逆转。一个可以在任何地方，谁都可以完成改进版本的并且也可以由别的随便什么人继承的拉马克模式，会把赤字都消除掉，在PC界重建在主机时代的准私权环境中制作的软件稳定性和可靠性。但是微软的交易模式却排除了软件改进过程中的拉马克继承模式。特别像它在软件上的应用那样，版权学说一般都对软件业存有视其为创造性行业的偏心，此时的问题是，比尔盖创世主（BillG the Creator）远非－贯正确，事实上他甚至没有试图做到这一点。

为使讽刺更加辛辣，网络社会的发展致使非私权替代品更加实用。学院派和流行著述命名为一种东西（‘互联网’）的相似之处如今在于社会条件的名称：每个人在网络社会中都同其它人直接联系，无需中介的事实［17］。网络的全球性联结消除了要求合理化的集中的软件制造商和在主机时代发送个人创新成果的瓶颈。

再者，软件历史上的小笑话之一是在ＰＣ时代劣质软件在全球范围的胜利，是由多种力重的惊人结合而扭转的：由网络启动的社会变革，长期被抛弃的欧洲政治经济思想，以及由一个简单的想法所动员起来的遍及全世界的一小群程序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