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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俗共赏”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标准和要求，但这个概念在很长一段时间未能得到足够的重视，甚至有人认为目前已到了一个“雅俗分赏”的时代，提到“雅俗共赏”这个词都显得有些过时。但看当今眼下“雅俗分赏”的一些文艺现象，实在让人痛心和悲哀。随着江泽民同志在广东讲话时提出“三个代表”（代表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重要思想，我认为只有将“雅俗共赏”作为一个主导评判标准来指导、规范文艺事业和市场，才符合“三个代表”的精神原则。
因此，追求“雅俗共赏”的风格，是所有文艺工作者、文艺制作及投资者和文艺事业管理者的一项重大责任。同时，“雅俗共赏”又是改变当前文坛艺坛现状、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和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迫切要求。
然而，当前的一些文艺现象，不仅离“雅俗共赏”的要求尚有距离，甚至有些方面还大有问题。这些问题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最主要的问题，是借通俗、普及、多元化和适应市场需要为名，在一定程度上大肆包装、炒作媚俗、低俗和粗俗的作品。例如：“宝贝文学”、宫庭戏和大量劣质方言剧的泛滥、某些不健康的流行歌曲、以及某些影视剧中“拳头加枕头”的暴力色情倾向等。
以所谓的“高雅、纯艺术、玩文学、小女人文学、就是不让人懂、只写给自己看”等为由头而推出的虚假“高档文艺”。
对真正的“雅俗共赏”的优秀文艺不予重视和扶持，不注意汲取优秀的传统文艺营养并加以创新，来满足时代的“雅俗共赏”需要。
文艺批评界本身功力弱，又往往因各种原因放弃责任，不能客观公正，而且更缺乏在“雅俗共赏”方面的深刻而有质量的建设性文艺批评，缺乏对优秀的“雅俗共赏”作品的推荐和对“雅俗共赏”原则的指导与推动。
在当代社会心理上起重大影响作用的大众媒体，缺乏对“雅俗共赏”的基本认识，不能进行正确的舆论导向，对真正做到“雅俗共赏”的作品和作家不予认真宣传，而是大篇幅地报道迎合某些低俗趣味、猎奇心理的文章，和炒作一些虚假的明星效应。
创作者不注重思想道德的修养，也不注重艺术水平的提高和精益求精。从而表现出一种耐不住寂寞的浮躁心理，导致一些畸“雅”畸“俗”的不良现象：快餐文化、名人出书热（仅仅是因为有名）等。这类现象又与出版机构的价值取向有关——所谓的“短、平、快”市场价值远超过了文艺价值。
从以上几个方面大致可以看出当今文坛艺坛的一些媚俗及所谓的“雅俗分赏”现象，然而当这些传媒、制片人、出版商正热火朝天、想方设法去迎合大众，跟随港台娱乐节目模式走时，一部动人的《泰坦尼克号》横空出世了，其感人泪下的情节和闪耀着人性光辉的深厚内涵，悠扬凄美的音乐和绚丽多姿的镜头运用，表现广泛的社会内容结合丰富精湛的艺术手段，无不让人为之一震，尤其让“雅俗分赏”的鼓吹者十分惊讶。
随后，由李少红导演的一部精美的《大明宫词》又以其文学化语言、诗化的对白，华丽而稳重的画面，优美的音乐，较深刻的对历史、权力和政治的反思，对历史“女强人”的现代诠释，一扫港台剧和国内某些创作的浮浅与粗制滥造。让广大老百姓和广大青少年了解到竟有如此美丽的电视剧。这正是创作群致力于“雅俗共赏”方向的神奇效果。
《泰坦尼克号》和《大明宫词》还证明，“雅俗共赏”的作品不仅是优秀的，也是极具市场效益的。不仅如此，这些样板还开创了一种精品意识的引导模式与原则，很多后起之作纷纷效法，并事实上提高了受众的接受与欣赏水平，起到了较好的教育作用。这说明“雅俗共赏”不仅造就优秀作品，还将在文艺系统中形成吸引与提升效应，正如朱光潜先生说：“一生都在喝坏酒，不会觉得酒的坏，喝过一些好酒以后，坏酒一进口就不对味。”（《谈文学》，41页，朱光潜，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
要深刻认识文艺领域中“雅俗共赏”的重要性，并引起充分足够的重视，有必要进行更深入的分析与探究。
《新华词典》（商务印书馆，1985，965页）解释“雅俗共赏”为：“形容某些艺术创作优美通俗，各种文化程度和艺术修养的人都能欣赏。”
《辞海·语词增补本》（上海辞书出版社，1982，625页）解释“雅俗共赏”为：“雅士和流俗人都能欣赏。”并引用《红楼梦》第五十回：“宝钗道：‘这些虽好，不合老太太的意；不如做些浅近的物儿，大家雅俗共赏才好。’”
据此，我认为，“雅俗共赏”应分为三个方面来加以理解：
一、是体现出作家具有很好的雅俗结合素质，具有较全面的思想艺术修养；
二、是作品达到了优美通俗；
三、是接受面广，各种文化与艺术修养水平的人都能共同欣赏。
但是，“雅俗共赏”并不如好些人理解的那样，是个简单而初级的概念。相反，我认为“雅俗共赏”是文艺领域中一个极重要的高端原则，不能不从内部辩证关系和动态发展的各个方面、环节和机制等再深入地予以剖析。
首先，让我们分别探讨“雅”与 “俗”。
著名美学家朱光潜在针对当时有人将文言文奉为“雅”，而将白话文斥为“俗”时，说：“依我想，‘雅’只能作艺术的或‘精美纯正的’解，这并不在字本身的漂亮，而在它与情感思想的吻合。如果把‘雅’看成涂脂敷粉，假装门面，那就根本没有了解文艺。”[1]
相对抽象地分开来看，雅与俗有真假之分。真正雅的作品思想健康，格调高雅，感情真挚，艺术精湛纯正，清新自然，没有一定的文艺修养不易全面领会与欣赏。 而假雅则是涂脂敷粉，搔首弄姿，内容空虚，矫情做作，并往往是用所谓“高雅”掩盖起来的低俗。另一方面，真正的俗是通俗生动，真正触及生活，来自生活原材，体现出社会大众较普遍的健康情感情趣与心理基础。假俗则是故意迎合某些人的或表现作者自己的低级趣味的媚俗和庸俗。
从创作主体看，作者的雅俗结合素质与风格追求决定了作品能否达到雅俗共赏。所谓作者的雅俗结合素质是指作者要加强自身的思想道德修养和艺术技巧的修养，要有历史和社会责任感，应努力广泛地深入生活，提高思想水平，汲取学习丰富的表现手法，具有较全面而精深的艺术修养。在创作中要使作品体现出这种雅俗的有机融合，做到“隐括乎雅俗之际”[2]、“雅俗兼收，串合无痕”[3]。
从作品内容和形式的综合方面看，其结合的程度表现了作品的优劣。内容的雅俗结合指积极的思想性和情感结合普遍的生活体验，从面的丰富表现达到质的深度；形式的雅俗结合主要是指艺术表现丰富多样，优美精湛；同时，内容和形式的结合达到高度的辩证统一，其原则是最优化、最适宜和最精当。
从欣赏者的角度看，雅俗共赏要求尽量广泛的接受性和认可性，并能够逐步提高全面欣赏水平。今天，欣赏者的“雅”不是由地位高下和正规教育程度高低来决定的，而是由一个人的思想品格、生活经历、艺术修养、审美趣味所决定。
这里，还要指出，“雅俗共赏”具有相对性和动态发展性，但其原则要求与基本概念是清楚的。
雅与俗的进化发展的动态过程可以大致从两个方面来考察，一是由于文艺自身规律引起的动态发展过程，二是因社会变革综合作用引发的雅俗及其结合的变化。
“典雅”和“通俗”是一对历史范畴。中国古代的诗、词、戏曲、小说都经历了从俗到雅的过程，这个雅化的过程是使俗文学粗朴的形式得以精炼和纯化，使之更加规范。但被雅化的作品又缺乏民间的创造力和新鲜感，因而逐步僵死。于是文人们又再度从通俗文学中汲取养分，予以雅化。雅俗具有相对性，它们可以相互转化。某一时期被称为俗的在另一时期也可变为雅的，反之亦然。《诗经》构成有雅有俗，作为体系则是雅俗共赏的，但被尊为儒教经典之后，又全部被归为雅类。唐朝诗文和几个文学运动则将六朝浮糜之风为主的所谓“典雅”纠正为雅俗共赏，成就了一个生机勃勃的时代。总之，民间的，来自社会低层的、加工粗糙接近原材的被不断汲取和雅化，不同时期与地区的不同文艺形式也互相汲取、学习、融汇。凡是在这过程中达到了当时条件的雅俗共赏的，就能成为优秀的和带头的作品，成为进一步发展中最有价值的基础。只有雅俗共赏的作品才能广泛而长久地流传，这是文艺史的规律。
社会变革对“雅俗共赏”的变化影响也是巨大的。
古代封建社会等级森严，文化被垄断，封建贵族特别推崇所谓的“雅”文艺。中国古代受儒家正统思想规范，以“雅正”为本，以俗为奇，一直存在着崇雅抑俗的局面。孔子就说过：“恶郑声之乱雅乐也”。但是，“俗文学”一直也在发展，雅俗共赏的进步趋势也在艰难中开辟着道路。宋元以后，高雅文学不再为少数贵族所垄断，士和民的等级分界有所突破，出现了新型的“雅俗共赏”的要求。明代是雅俗变迁的一个转折点，由于市民阶层的规模初具，俗文学大量兴起，并得到有识之士的支持与参与。如徐渭在《又题昆仑奴杂剧后》中说：“点石成金者，越俗越雅，越淡薄越滋味，越不扭捏动人越自动人”，就是以俗为雅，雅俗合一。
随着封建社会的灭亡，贵族式的“雅”为主的雅俗不得不让位新的雅与俗。“五四”时期，鲁迅在《徐懋庸作<打杂集>序》（《且介亭杂文二集》）中说：“小说和戏曲，中国向来是看作邪宗的，但一经西洋的‘文学概论’引为正宗，我们也就奉之为宝贝，《红楼梦》、《西厢记》之类，在文学史上竟和《诗经》《离骚》并列了。”鲁的话不仅说明了时代的变迁，也指出了几个当时的雅俗共赏精品及其变迁与提高简历的精要。
资本主义打破了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使文艺更加通俗化，世俗化，促进了文艺的发展。资本主义文艺有强烈的俗化倾向。但由于资本主义的异化作用，商业对文艺的过分侵蚀，以及社会并未消除阶级差别（虽没有了封建贵族，但产生了新的“上流社会”），导致出现了假雅假俗“分赏”和利润导向的恶劣倾向。优秀的“雅俗共赏”作品仍不能充分发挥作用，往往被作为富贵者的面子点缀或谋利手段（当然，这类作品也有部分正是批判资本主义本身的）。文艺中享乐主义、拜金主义、感官刺激的“消费主义”庸俗化倾向严重。同时，资产阶级还以各种手段强推低劣文艺，以宣传其自身世界观与价值观。
社会主义则带来了“雅俗共赏”的全新阶段。社会主义在让全体接受者在本质上平等的基础上，提供了创作者以全新天地。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这造成了“雅俗共赏”完美实现的最良好的基础和最有利的条件。同时，“雅俗共赏”的内涵发生了新的质变，“雅俗共赏”成为了社会主义文艺方针的一个简称和集中代表。做到“雅俗共赏”就是实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革命的思想内容与完美的艺术形式相结合”、“在普及基础上提高，在提高指导下普及；来自生活，高于生活”、“下里巴人和阳春白雪相统一”等政策目标，也符合“三个代表”思想的精神。
生产力与科技进步也对雅俗发展有影响。印刷和纸张的发明普及了文艺，广播、电影、电视以及最新的电脑技术与网络交互方式也为更广泛的“雅俗共赏”走向更高更新的水平提供了新的条件。
（一）雅俗共赏作品的具体特点可以归纳为：
通俗而不媚俗；
思想内容深刻广泛；感情真实真诚；感染力强，能引起共鸣；能导向积极振奋的情感体验；
艺术表现手法丰富，精湛；多种表现手法结合较好，自然纯正，不做作，同时整个又与思想感情优化结合；
形式和内容上都能较好处理继承与发展的关系，在汲取精华的基础上发展创新。
创作目的是追求真善美的提高，其体现能够如高尔基所说：“在伟大的艺术们身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好象永远是结合在一起”[4]。
总体上，基本能将知识性、教育性及优美的情感与优化而适宜的艺术手法相结合。
以上这些特点与结合所达到的程度是不同的，因此“雅俗共赏”的层次水平也不同，具有一定的相对性。但只要向此方向努力并达到一定程度，就能够成为较优秀的作品，就能有亮点。而能大范围高水平地实现上述特点的，则一定是优秀作品甚至是一流作品。要达到这种成就，一个关键的因素是要求创作者具有深刻的思想，为人民服务的态度，敏锐的洞察力，优美积极的情感，并积累深厚的艺术修养，一句话，自身要有较全面的雅俗结合的高素质。
（二）“雅俗共赏”的优秀作品符合并印证了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艺原理。
欣赏文学艺术都属于一种审美活动，主体的审美能力是通过人化自然的发展，在实践中才逐渐形成了“音乐感的耳朵”和“感受形式美的眼睛”。马克思说：“如果你想得到艺术的享受，你本身就必须是一个有艺术修养的人”[5]。要让广大人民群众得到更多的艺术享受，就有必要提高他们的艺术鉴赏力，提高的方式正如马克思所说：“艺术对象创造出懂得艺术和能够欣赏美的大众”[6]，“只有音乐才能引起音乐感；对于没有音乐感的耳朵说来，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7]，这正好说明了对象的美和审美主体感受的辩证发展关系，因此，只有“雅俗共赏”的作品才能吸引最广大的审美者，并不断培育与提高不同欣赏层次和习惯的人民群众的审美能力，和各得其所地熏陶其高尚优美的情趣。
另外，马克思认为：美的本质是人的本质的表征，即美的创造物和欣赏对象能体现出人的自由性和创造性的本质。因此，能实现大范围“雅俗共赏”的作品一定是更深刻地体现出了人的本质力量，因而是大众喜闻乐见、并能产生广泛共鸣的审美对象。
鲁迅先生曾说：“新的艺术，没有一种是无根无蒂，突然发生的，总承受着先前的遗产”[8]。马克思把希腊神话称为“希腊艺术的土壤”[9]。“雅俗共赏”的作品必定对继承与发展的全面关系处理得较好或很好。
恩格斯在《致斐迪南·拉萨尔》的信中，就戏剧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两个方面，提出了现实主义未来戏剧（也适用于其他大中型作品，原则上也可涵盖一切文艺作品）的理想：“具有的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同莎士比亚剧作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的融合”，而这一创作标准其实正是对“雅俗共赏”实质要求的完美表述。
（三）具有“雅俗共赏”特点的作品分析
“雅俗共赏”概念的重要性及其作品的优秀性可以通过对具体作品的分析得到进一步证明。
中国古代小说经历了“志怪”、“志人”、“传奇”、“话本”，直至长篇章回小说，反映了由俗到雅，从民间产生到高水平文人加工的历程，其中不乏各时期的相对的“雅俗共赏”代表作；也有或偏雅或偏俗的，具有可读性和存在价值的作品，但在“雅俗共赏”上努力不够，称不上优秀作品；也有假雅和粗俗的不良倾向，或多或少地成为了文艺史中的渣滓。最后时期，终于出现了集“雅俗共赏”之大成的优秀作品——“四大名著”。其中由曹雪芹创作的《红楼梦》在人物形象塑造，情节结构安排和语言运用方面均达到极高造诣，成为世界级文艺精品。作品内容涉及面广泛，反映深刻，各阶层各性格的人物（有姓名者达400余人）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各方面都有真实生动的表现和触及，调动的艺术手段极为丰富，与内容配合水乳交融。把批判封建政治与人性真情高度结合，口语、俚谣、律诗各得其所，饮食、医药、宗教、农产、茶道、生态、社会万象无所不包。读者广泛，各有所取，但基本都受深刻主题、真挚情感和精良艺术的引导。另外，《红楼梦》成书过程中，作者的多次修改，也表现出了向“雅俗共赏”方向的努力，而这一努力则最终造就了巨大的成功。
现代文学中虽未达到一流作品，但却因在“雅俗共赏”的努力上下了功夫，赢得了众多读者的，则要数金庸武侠小说。其读者涵盖了男女性别的各年龄层，其中有普通市民、工人、农民、大科学家（如华罗庚、钱学森、扬振宁、李政道等）、大中小学生、教授等。连邓小平会见金庸时也说：我这是第三次重出江湖啊！你书中的主角大多是历经磨难才终成大事，这是人生的规律。（见珍藏本《金庸小说全集》，文化艺术出版社）。金庸武侠小说继承了传统武侠小说的精华，去掉其糟粕，又借鉴了西方小说的技法，将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尽量结合，以侠义精神和民众偏好表达社会生活与美好理想。严家炎教授将其特点归纳为：神奇的想象，迷人的故事，高雅的格调，深邃的思想，通俗而不媚俗，又称“金庸小说的出现，标志着运用中国新文学和西方近代文学的经验来改造通俗文学的努力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10]，这些评论很好地说明了金庸努力“雅俗共赏”而取得巨大成功的奥秘。
诗词方面，唐代三位大诗人李白、杜甫、白居易均是“雅俗共赏”的代表人物。李白诗题材广泛，清新天然，借鉴通俗文学（如《梁甫吟》就源自民歌），尤其表现在以积极浪漫主义来更深刻地反映现实。杜诗也是如此，屠隆则在《与友人论诗文》中说：“唐人为杜少陵雅俗文质，无所不有……”[11]。白居易注力于诗歌的普及，而其《长恨歌》、《琵琶行》则因“雅俗共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叶燮在《原诗》中赞道：“白俚俗处，雅也在其中”。
宋词由民间而来，后来的发展却被偏狭地造作为形“雅”而实 “俗”。再后，经几位大家引入广泛的题材与生活情感，扩大境界，发展表现手法，这一“雅俗共赏”化的过程使宋词整个具有了更高的地位和价值，涌现出了优秀作品。而南朝的骈文则因缺乏这一过程，因而地位最终不高。
音乐作品中，优秀作品都是高度“雅俗共赏”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就是一个明证。它取材于民间的浪漫爱情传说，表达了对美好爱情的讴歌，对封建礼教的反抗。艺术上，主旋律取材于越剧尹派唱腔的起唱句，加入了戏剧鼓板等传统元素，有机结合小提琴协奏这一外来的高雅形式，把“雅俗共赏”推进到一个新阶段。
戏曲本属通俗性样式，后经元代关汉卿、王实甫，明代汤显祖等文人参与创作，产生出了《窦娥冤》、《西厢记》、《牡丹亭》等“雅俗共赏”的优秀作品。王骥德在《杂论》中认为：汤显祖“才情在浅深、浓淡、雅俗之间，为独得三味。”李渔在《闲情偶记》中也要求“雅俗共观，智愚共赏”。
又如产生历史仅约百年的越剧，从开创之初便不断汲取其他剧种的优点，特别是出了一批素质优秀的演员，如徐玉兰、尹桂芳、范瑞娟、傅全香等，创立了特色各异的流派，创演了代表曲目。1962年，精心改编拍摄的越剧电影《红楼梦》，将名著和最适合表现特定内容的创新剧种结合彩色电影这种当时最先进的表现手段，取得了轰动的成功效果，普及了名著和越剧，丰富与提高了群众的接受心理和水平。该片运用戏剧手法，使故事主线集中，矛盾冲突激烈，情节紧凑，将原著浓缩凝炼而又不失其精华。艺术表现手法丰富，越剧流派纷呈，唱腔设计进行全新改良，注重了生活化和歌唱性，编创了不少脍炙人口的优美唱段，而电影手法又突破了戏曲舞台的限制，增强了感染力。这一优秀影片是综合全面地推进“雅俗共赏”的代表。此后，越剧又于80年代初，极有远见地建立了大量的“小百花越剧团”，以“青春美、艺术美”为宗旨，以“雅俗共赏”的追求，大胆而全面地改革唱腔设计、音乐伴奏、服装与化妆、舞台布置与舞美设计等，改变传统剧目，创演新剧目，推出大量新人，如茅威涛、方雪雯等多次获大奖演员（现均是广大青年喜欢的“偶象明星”），剧团建设，在小学开设越剧课，培养青年观众，大量结合电视电影手段进行传播等措施，使越剧在其他剧种的一片“抢救”声中，后来居上，跻身于第二大剧种，并保持了强大的发展势头，这正与其追求高雅、淳美的境界有关，更说明了“雅俗共赏”的追求方向带来的旺盛生命力。
曲艺更是一种发源于民间的所谓“俗”样式。它本是小说和戏曲之母。但在戏曲小说发达以后，曲艺又从戏曲小说那里借鉴吸收了不少养分。又经由文人参与，反复锤炼琢磨，从而登上大雅之堂，为各时代各阶层人士所喜爱。七岁学艺，乞讨卖唱，建国后成为一代清音演唱大师的四川清音代表人物李月秋的成长史，就是曲艺因“雅俗共赏”而成功发展的极好代表。1957年，她在莫斯科举行的第6届世界青年友谊联欢节上，经过三次选择比赛，最终在130多个国家的选手中脱颖而出，获得金质奖章，为中国和四川曲艺争了光[12]。她的成功正是源于不断追求“雅俗共赏”的完美境界。她演唱的曲目广泛，形式上大调、小调、越调、长城调、皮黄调……无所不包，内容从传统节目到现代题材丰富多样。她演唱的曲目优美耐听且各有特色，这与她对艺术严格要求，并在实践中不断革新，丰富与发展表演技巧有关，同时又与她的很有音乐造诣的琴师熊青云的指点有关，例如融合各种曲牌，对清音音乐进行创新等。还与不少文学艺术家，如戈壁舟、黄伯亨、蒋斧、王永梭等为她写唱词及整理传统词本有关，另外还与王朝闻、车辐等人的评论指导有关。李月秋最独到演唱技巧是“哈哈腔”，这一润腔手法，被她用得丰富多彩，恰到好处。比如《小放风筝》中的“哈哈腔”比较欢快跳跃，称为“亮哈哈”，而《断桥》中的“哈哈腔”则比较柔美，多在中音区，被称为“小哈哈”或“暗哈哈”。清音《断桥》是最具地方特色和凝聚李月秋艺术魅力的经典唱段，可谓雅俗共赏，百听不厌。它之所以成功，在于树立了一个善良温柔、美丽勇敢、坚贞不移追求爱情的白娘子形象，音乐处理在“长城调”的基础上融合了“新十杯酒”和“上妒台”的曲牌。唱词由谐剧创始人王永梭整理。加上李月秋以情带声，又恰当地运用了“哈哈腔”，提高了唱段的艺术性和感染力。正是由于出现了这样的演员和高水平文艺家们的指导，才使清音这门艺术从街头茶铺登上了“雅俗共赏”的艺术殿堂。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文艺是一个雅俗互补，分化、汇合的动态系统。任何社会都有“雅”文艺与“俗”文艺的存在，同时还有“雅俗共赏”的文艺作品。我认为从社会历史进化的角度看，“雅俗共赏”的作品应该成为主流。在社会主义文艺体系中，创作者应以“雅俗共赏”为最高标准，创作出集人民性、思想性、情感性与艺术性为一体的优秀作品，以“雅俗共赏”的作品为核心、主导和范本，来带动整个文艺体系不断交互前进，在“双百”、“二为”方针指导下，做好普及与提高的统一。在处理雅与俗的关系上，应做到“执正以驭奇”（刘勰《文心雕龙·定势》）。
“雅俗共赏”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本质要求，是社会文艺系统动态进化的客观规律，又是衡量既有作品和体系的优劣与优级程度的极重要评判标准之一。同时，对创作与文艺体系的发展是一个要求精品的指导方向。只有“雅俗共赏”的优秀作品和由“雅俗共赏”的优秀作品群带引的社会文艺系统，才能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才能为不断提高全民族素质作出较大贡献。另一方面，只有不断提高全民族的综合素质，才是达到“雅俗共赏”高境界的根本途径。而这些都要求创作者、欣赏者、评论者、大众传媒、文艺事业管理者、文艺投资者、文艺产品经营者和其他社会领域等，重视“雅俗共赏”的这个必然要求和发展方向，并共同为之努力。
[V1-约8866字；© 未经同意，不得全部或部分复用；2001-03-01——04-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