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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生存的反思[①]
中共浙江省委党校现代科技教研部 张树人 310012
文章摘要 | 在信息化与全球化的狂热浪潮中,本文从理性冷静的角度,分析了在数字化生存理念的背后蕴涵着技术统治的非中立、非对称特制,以及数字技术-商业联姻的自组织超循环高速发展引起人性危机与文明危机,描绘出现实与未来数字化生存的种种荒诞境遇。以期对现代文明中技术理性的泛滥与价值理性、伦理理性的边缘化通过数字化技术这一独特视角进行了反思。并对商业——技术导向的数字现代化进行社会学意义上的合法性质疑,探讨总结了数字化进程的发展动力机制与内在规律,并提出了一条以自由软件运动精神与哲学为共同理念的可替代发展模式。 |
关键词:数字化生存 自由软件运动 社会学合法性 技术理性 数字 标准
ABSTRACT
In the rage of information revolution
and globalization, the author analyzed some implications of the concept of
digital existence: the unneutrality and asymmetry of digital dominion; the
human and civilization crisis from the high-speed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tech commercial self-organizational system. The author also tried to
describe the absurd of the digital existence in nowadays and near-future, at
the same time rethink about the overflow of tech logic and empty of value and
ethic logic the from the view of digital-tech. the author doubted the social
validity of the commercial-tech oriented modernization, summarized the dynamic
mechanism and inner-logic of digital process. At last, the author brought out
a newmodel based on the philosophy and spirit of free-software.
数字化生存的荒诞在于:“数字化生存”的鼓吹者在描绘一个我们无所不能的自由前景时,却剥夺了人们选择拒斥数字化生存的自由。当人们在鼓吹数字化生存,并在全球范围内修筑信息高速公路的同时,意味着世界上另外大约三分之二的人是被迫抛入到一个全然陌生的世界里的,而且没有任何先行教育和心理准备。感觉到自己与数字化世界之间了存的巨大鸿沟,被抛入的人们便直接体验到局外人的荒诞。加谬说:“这种局外人的放逐是无可救药的,人被剥夺了对故乡的回忆和对乐土的希望;荒诞不在于人,也不在于世界,而在于二者的对立和共存”。在前信息时代,普通民众还能够从未充分发展的思维敏锐性中获益,因为不能直接感知哲学家在生命的思与诗中才能感悟的荒诞感而获得心理上的保全,在数字化时代,塞伯空间的局外人则赤裸裸地被驱向一个荒诞的生存境遇。
数字化生存的荒诞表现在进一步加深了人性的异化危机。虽然工业文明对人性的挤压早在上上个世纪就有敏锐的艺术家和思想家或呼唤或反思,如马丁·布伯在《希伯莱的人文主义》[②]一文中就对当时的时代精神危机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在近代哲学思想的指引下,人们信奉征服——进步的原则,片面依靠技术,不断脱离自然,已走向了孤立,崩溃的边缘;在社会中,个体沦为“集体”机器的齿轮,人与人相分离,责任感逐渐丧失;在信仰领域,人们已与神圣相背离,无力承担信仰;于是世界的意义只存在于表象之中,世界成了无根基的世界。相对主义价值观,放任的生活方式,道德感的衰竭,成了这个世界的特征”。数字时代、或称作后工业时代,这种技术对人性的挤压并没有得到稍许的缓减,相反日益严重与迫切。在今天人类重新审视自身的生存状况时、或在倾听时代集体无意识的呼唤时,我们可以更加容易地听到来自各个阶层的人性深处的焦虑与呐喊:身份的功能化在追求利益的驱动下为管理者所追求,快速发展的社会需要的是更加没有个性的功能性职业人,工作流与办公自动化技术的理想效果就是完全消减岗位背后的人的差异性,个性在数字工作流的环节中纯属于多余的赘物。分工的细致化与专门化造就遍布各个领域的专门家,在追求专门化的过程中,人性被度制,人彻底沦为单向度的人;在技术扩张与标准化的过程中,社会沦为规范而严密的机器。在社会大机器顺利运转的要求下,人愈具备一个抽象的功能性的各种规范与标准接口,愈适合于这个社会的生存。人们在功能化的面具下相互隔膜与陌生,专门化还隔离了人们的思想与兴趣的交流,虽然网络在扩大人的生存视野方面对人不断加深的孤独感有一定程度的缓解,但情感交流与感官的疏离带来更严重的后果是他人主体的“它”化——长期缺乏活生生的、有感情的、身体的和现实责任感交往,造成现实交往与认知能力的退化,孤僻、冷漠、非人化、现实虚幻感等互联网心理疾病也随着数字化在全球的迅猛扩展而成为日趋严重的社会问题。
数字化生存荒诞还表现为技术主宰的文明日益超越人类的控制,而拥有了不可遏制的自主发展特点。复制技术和沟通技术的突破使得知识的创造、增生的速度得以倍增,知识爆炸让最近几十年前创造的所有知识是两千年来历史上创造的知识的总和。知识的快速增长最终导致社会机制的迅速变革,人类文明形成了一个以工具理性为核心的自组织发展过程,信息时代更是推动这个过程成为艾更的正反馈超循环。从智能芯片这一特定工具象标来看,文明正以摩尔定律的速度迅速发展。如果说在前工业文明时代,心理对技术变革滞后可以因地域的时空距离而相互隔离,从而表现为区域的文明多样性的话(在前工业社会一种技术在一种文明中广泛应用需要很长的心理适应期,在此期间多个文明可以处于不同的工具发展阶段,如石器文明与铁器文明的共存等),现时代的全球化则让所有的田园诗意的世外桃源都成为文明车轮碾压下的梦幻虚空。这是一个“速度崇拜”的时代,落后将是致命的缺陷,因为落后就要被淘汰出局,落后就被同化、落后就会丧失话语的权力,数字化生存业已成为人类无法选择的生活方式。人们甚至丧失对它的荒诞进行反思和调整驾驭的能力, “速度经济”的潘多拉魔盒一旦打开,人们只有听凭它的盲目飞驰。
数字化生存还刺激人们陷于一种对新奇的无休止的迷恋。数字化时代的物质的生产与创造显得更加随心所欲,工业化大生产灭绝了手工制造的同时泯灭了消费者的个性,而数字化的所谓个性化产品设计则以一种低廉的方式重新满足了人们的个性化要求。问题也由此产生,人们的新奇产品的无休止的迷恋与追寻陷于一个恶性循环,一个商家不断用新的时尚来加以刺激的圈套。在经济与科技的摆布下,人们的劳动不再被重视,因为劳动的产品注定是短命的;人们对自己的时间也不再重视,因为人们工作的回报换来的物质消费也注定是短暂的。在快节奏的工作方式与消费方式下人们用“新奇”打发精神的空虚与无聊,而 随着“新奇”的感觉阈限越来越高,满足时间越来来越短,人们的精神需求也越来越肤浅和难以得到满足。“眼球经济”或“注意力经济”从消费者与商业两方面暴露出人们内心的躁动不安:时尚消费(包括文化消费与物质消费)的人们陷于一种集体躁动的偏狂中。在一个愈来愈商业化世俗化的消费社会里,数字化的便利成为“文化快餐”的助产师,批判精神也因受到各色各样“文化快餐”的挑战和蚕食而变得孱弱不堪,“对新奇的无休止的迷恋”取代了应该有的文化思考,一切有价值的深刻的意义都在指向新奇的注意力的频繁转向下沦为不切实际的幻想。
从公民的自由来看,并非所有的人们都是自愿地被转入这一场技术革命的。然而,数字化生存对社会的影响如此巨大,以至于拒斥数字化生存的呼声与背后的权益遭到了忽略,人们甚至没有考虑到历史的向前兼容,在社会生活许多方面甚至完全断绝了非数字化的交往渠道,如政府的身份IC卡制度等。从公民的权力来看,一种新的不平等诞生了,人们之间的信息的不平等通过数字化生存而转化为现实的财富、知识和权力间的不平等。数字化时代,人们之间的不平等不象数字化生存鼓吹者鼓吹的那样缩小而是更加扩大,人们自身的安全与隐私也更加难以得到保障,信息的富有者与控制者们通过对数字化生存的先期经验重新划分了社会的财富与权力。在政府性的行为中(如全国性的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政府还面临着不道义地财富再分配的风险,一些仍然处在数字化之外的纳税人发现税收的使用仅仅是方便了国家的机器加强了对他们的控制而非为他们的生产生活创造便利。从这个角度看,对数字化生存的鼓吹的学者与他们的政府一道面临着良心的谴责。
从数字化过程具体塑造的硅化自然(包括信息基础设施、信息、数字化产品)的合法性或者说合理性来看,数字化很可能塑造出一个非理性的世界而非他所标榜的科学、理性的世界。拿数字化世界里最常见的产品“键盘”为例:现在通用的计算机键盘布局是最不容易记忆与学习训练的,也最不利于录入的效率,可以说是最不合理的。然而人们却很难用更合理的布局方式来替代它。原因在于在这个“速度经济”时代的一个非理性定律:赢者通吃定律[1],一个产品如果在最开始占巨了主导地位,那么它就会赢得人们的习惯,从而赢得整个市场。在“速度经济”时代,用户不能理性地选择一种更加完美的产品或方案,因为数字化生存更重要的是与整个社会大机器之间的接口的规范化。这种由历史存在对当下自由选择的限制也正是数字化生存荒诞性的表现。这种历史对当下的决定性的连绵可能造成的一个后果就是错误的不可纠正与积重难返,这一点在两年前的两千年问题造成的严重灾难中已经略见端倪。从更高一层面来看,文明与文化发展的自由度也将越来越小,越来越受限于现存的秩序,因此也越来越单一化。失去多样性的文明也将会如同被破坏的生态环境一样成为人类的噩梦。事实上,随着数字化对文明的浸染的进一步加深,文明对技术的依赖程度加深了,文明本身的容错性减少,文明的免疫力降低了,文明更加脆弱了。如果说工业文明时代的断电停水只不过引起一个城市或区域的人们生活的混乱的话,数字时代互联网上灾难的传播的范围却是整个地球,邮件病毒在全球范围引起的尖叫只是一种未来灾难的小规模预演。
“数字”——笔者在这里抽象地定义为数字技术已经与数字技术相关的所有精神活动及其产品的综合,除具备一般科学技术发展的范式特点外,更有其自身独特的特点。如在数字时代,“数字”作为波普的“世界3”的实在性愈来愈显明,其超出人类控制的特征也愈发突出,事实上数字化生存鼓吹的未来景象是完全由“世界3”来取代“世界1”。这里参照科学哲学家库恩的科学发展的动态结构[③]对数字发展的动态结构予以勾画。
笔者以为“协议”与“标准”是“数字”发展的动态结构中的中心概念,其中心地位相当于科学的“范式”。无论是底层的通信、计算机软件的多层模型、计算机硬件的层次体系结构、不同制造商之间约定遵守的接口、还是网络沟通中的种种规范都可概括在这两个概念的涵指当中。根据这两个核心概念在“数字”发展过程中所处地位的差异,可以把“数字”的发展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⑴原始标准时期:在“数字”发展的初期,就存在有硅元件级别的参数“标准”,然而这时“标准”的影响还局限于不同厂家、不同区域当中,软硬件的生产也没有一个统一研究与发展规范。经过制造商们的长期实践、竞争与妥协,标准在“数字”中的地位开始逐渐突显,逐渐形成各自领域类有几大类的行业标准(或称作工业标准)的规范诞生,从而进入自由标准时期。
⑵自由标准时期:有了一定的行业规范参照下,“数字”的发展走向持续的加速发展,但这个时期新的规范依然可以诞生,并有可能在竞争上逐渐占据上风(如PC机对IBM,微软对苹果等)。标准还没有形成独立的、不可更易的“硬度”,依然可以把标准看作人为的方便性约束与协定。然而“标准”在这个过程中逐渐产生自主发展的新特点,在“数字”发展壮大到一定程度,“标准”不再忍受为人的理性所控制,不再通过实践交往中的不断妥协与修改中更新,而要求一种超越现实的存在的方式产生。经过政府、商家、行业组织等激烈地直接面向标准的制高权争夺战后,一种具备垄断特征的超标准开始产生,“数字”进入超标准或垄断标准时期。
⑶超标准或垄断标准时期:在这个时期,标准的地位更加牢固,“数字”科学家与工程师们已经不再试图去替代现有的超标准,而是在超标准的范式框架下,在增添与改进应用中进一步推广超标准和在细节上完善与丰富超标准。技术的创新进入微调时期。
⑷标准危机时期:标准在制订时的前瞻性不可避免地到受时代的制约,随着历史的向前推演,标准所具备的不可完备性的悖谬便会逐渐显露,标准的细化不能再继续支撑标准的存在,就进入了标准的危机时期。与科学的危机时期不同,数字时代的标准危机与文明的危机息息相关,因为标准的对象化业已成为数字化的现实,人们已经习惯于超标准垄断下的一切物质规范与社会规范,标准在数字化文明中的地位相当于奠基石。当标准危机发生时一切立足在现有标准之上的知识、秩序都只能够被推倒重建,这是一次大的经济危机乃至文明的倒退时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数字”发展未来将面临的标准危机对文明的危险不亚于核危险,而且是更为隐匿的危险,如同不断加热的温水中的青蛙,当水温上升到不适宜生存时,已经无力于那解救命运的一跳。
由此可见,数字技术与商业精神联姻对文明的影响从深远的眼光来看将会导致一种致命的、不可回复的灾难。必须让文明在踏上这条不归路之前改变文明的行进方向。【讨论】
笔者无意于抒发一种悲观主义论调,而力图阐述一种可能的未来发展图景,事实上我们有机会在理性反思的基础上对这种危险的前景进行规避。
正如前面分析的结论:数字化的荒诞主要表现为数字化的推移的速度与疯狂扩张的强制性上,数字化生存背后的精神理念与动机是把作为主体的人是被抛入到这个数字化存在当中,荒诞是人们在“数字化生存”旗号下感受到的只是“数字化存在”的荒诞。事实上在“数字”发展过程中还存在着另外一种非主流思想,这一堪称数字时代在哲学思想上硕果仅存的思想,就是自由软件运动精神[2]。 【讨论】
除开用CopyLeft[3]的概念对抗以版权为立足根本的商业化信息霸权外,自由软件运动的哲学有两点令人感兴趣:对信息垄断的鄙视与对自由的追求、对工作异化与对资本主义消费主义的不屑与抵制。因为正是这两点直接触动了前面分析的“数字化生存”种种荒诞的根基。
局外人的境况可以得到缓解,自由软件倡导的是信息的平等共享、邻人之间相互友爱与支持,鼓励社会发展自愿合作的精神。数字化的推广与发展动力不再建立在对金钱与权力的追求,而是建立在兴趣的自由选择与邻人之间的相互关爱当中。
标准的强权性受到蔑视,自由软件提倡信息的多样化与数字产品本身的生命力。自由开放原代码的方式让“数字”在使用与传播自由修改与完善,在完善过程中体现人的个性,在发展的过程中形成多样化。没有人能够拥有信息的垄断控制权,数字化的发展不再依据“标准”的动态发展图式发展到不可挽回的危险绝地。
“速度经济”可以得到抑制,人性的异化得到缓解。正如赫尔辛基与柏克莱大学的技术哲学教授派卡·海曼所认为的那样:隐藏在自由软件运动背后的程序员们是对马克斯·韦伯的经典阐述“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背叛。 工作已经不再是新教所声称的“必须的责任与基本的道德”了。在“自由软件”运动鼓舞下的程序员,用自己的行为表明,工作是充满激情与创意的,时间是弹性化的,他们鄙视以金钱为目的的工作。[④]当人们先行回复到生存的本真状态,工作只是兴趣与游戏时,数字化的速度便不会为商业化追求最大利润这一魔鬼所控制。数字化过程可以更平缓、更鲁棒[4],文明、文化的快餐化问题得到了缓解,社会心理相对技术发展的滞后性得到了缓冲。人们不再是被技术与速度所主宰下失去了独立个性的功能化“常人”,而是享受主动把握技术的乐趣的自由人。这就是自由软件运动精神的哲学,如果把考虑人性的数字化时代的人与技术的关系看作是非本真的数字化存在,而把考虑人性、基于自由、互助与平等开放精神的数字化时代的人与技术的关系看作本真的数字化存在或数字化生存,自由软件运动就几乎可以等价于上世纪初雅斯贝尔斯的新人道主义对工具理性的哲学反击。
数字化生存的反思并非拒绝发展,而是拒绝盲从和非理性狂热。
参考文献
[1]赢者通吃:通用电气的CEO杰克·维尔奇在改造公司时提出了著名的"No.1orNo.2"战略,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在任何一个领域,只有最大的第一或者第二位的企业才能尽量避开残酷的竞争,赢得巨额利润。
[2]自由软件崇尚“资源免费、服务获利”的理念与“源代码释放,软件自由拷贝”的主张。自由软件不仅仅是为了方便,也不仅仅是为了可靠。真正重要的是自由,协作的自由。http://www.csuu.com/docu/docu.php?DOCU_ID=1898
[3] Copyleft允许任何人以电子或纸质文件的形式,使用、修改和传播程序源代码及相关衍生文档;Copyleft要求程序传播者必须保证程序使用者获得源代码的权利。
[4]Robustness,指系统或算法在其特性或参数发生摄动时仍可使品质指标保持不变的性能,可以意译为更稳定更健壮更有冗错性等。
[①]《数字化生存》 [美] 尼葛洛庞帝 海南出版社http://www.tpt.tj.cn/edunet/szhsc/a01.htm
[④]《清教伦理与黑客精神》 派卡·海曼(Pekka Himanen) 兰登书屋(Random House)出版
[⑤] http://www.techgnosis.com 戴维斯的个人网站
[⑥]《宗教、科学、文化反思录》 胡中孚 http://zjoa.zjdx.gov.cn/nuke/fullscreen.php?sid=3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