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软件与中国[*]
一、自由软件的世界性影响
要了解自由软件在中国的影响，有必要先大致了解自由软件在世界的影响，尤其要了解自由软件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这些影响主要是涉及IT技术方面，当然，对其他领域也有涉及。
自由软件自产生以来，其在世界的影响是巨大的，其影响既表现在技术及与技术直接有关的方面，也表现在超出技术的社会意义方面。
自由软件运动首先在信息技术尤其软件技术的发展方面有巨大贡献，并涉及到与此直接相关的一此领域以及直接受其影响的经济发展方面。
推出了全新的产品与研发、经营、使用等模式，开成了一种新的软件事实标准。
极大地降低了软件的价格，更快更广地推动了计算机与软件的应用和普及。
GNU GPL作为一种新型的软件许可协议，已经为越来越多的软件所采用，
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把自由操作系统—GNU/Linux作为发展本国操作系统的技术策略，许多大中小型网站都使用的是自由软件（或其变种），大大节省了建设费用，普及了网络应用。
越来越多的硬件和大中型软件公司采取了与GNU/Linux进行合作的策略（例如，很多电脑公司包括中国的一些生产商都已经在出厂时预装了某种“Linux”操作系统）。这些公司与自由软件的合作虽然各有不同的算盘，但这种与自由操作系统合作的本身体现了自由操作系统的影响力，他们与自由软件合作的过程中，也必然在经营方式上受到自由软件精神与规则的制约和改变。
自由软件提出了新的道德、精神与理想，要求着一种新的体制与完善的法制。自由软件的理念是否完全正确，可以仁智互见，但它提出的让我们生存的社会更美好，以及反对不平等限制与控制，要求除暴安良、见义勇为、创造贡献、共享协作、检朴实用的精神无疑在当今社会中起着积极的正面作用，它的敢于斗争和善于斗争也启发人们的思考。自由软件贯彻了彻底的使用第一、用户第一的新观念，它反对商品与市场中的支配、控制、压榨与不平等行为。自由软件运动认定这样能免除软件与有用信息上的私权所造成的巨大的社会浪费。自由软件的这种文化和精神吸引着和影响着很多爱好才与用户，成为了一支普及IT应用、提供IT服务乃至关心社会发展的群体力量。
自由软件对不发达国家及信息技术欠发达国家的促进作用尤其重大。自由软件对这些地方的人民带来的效益和为他们节省的费用是不可估量的。
发展中国家基本上也是IT技术发展中国家（当然也有IT技术相当落后的国家）。对于发展中国家，信息技术虽然提出了新的挑战，但也提供了高速发展或“跨越式发展”的机会。中国提出的“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战略方针正是明确指出了这一实质和方向。IT技术发展，可以分为很多大块，如：硬件与软件，开发与推广，计算机－计算机网络与通讯，直接产业与相关带动产业，等等。自由软件尤其自由操作系统，因为抓住了很关键的高端领域，创立了新的开发方式和普及浪潮，因此在各方面都对IT技术的发展及其应用发挥着重大的影响作用。这一方面，在谈及自由软件与中国IT技术尤其软件发展的关系时，还要作更进一步的分析说明。
就自由软件的发展与应用来说，毫无疑问地是，自由软件对IT技术发展中国家的起到了巨大的推动、帮助作用，这一历史性贡献将会在不远的未来得到更充分的确认与证明。自由软件所倡导的“让社会享受技术进步”的目的，于此有充分实现（可参阅本课题组的自由软件译文集）。
即使在较发达国家中，自由软件尤其自由操作系统也有广泛的应用和市场。
前面已经提到，越来越多的硬件生产商和大中型软件公司采取了与GNU/Linux进行合作的策略。这也由“开源软件”的发展，及各大IT技术公司纷纷表示“开源”的态度表现出来。（关于自由软件与开源软件的关系，请参阅本专著前面有关部分，及附录中本课题组论文《自由软件综论》等有关文章）。
不仅如此，自由软件还得到了一些国家政府的重视，鼓励和扶持（据2001年网上的消息称，德国政府就有意扶持GNU/LINUX系统）。
要清楚了解自由软件在世界上的巨大影响，其所涉及的统计资料与数据可以说是“浩繁”。由于自由软件与因特网的紧密关系，参考性的数据资料比较容易查阅获取，当然，其他更正式的途径和机构也能提供较权威些的统计数据。因此，此处我们不拟提供枯燥的、轰炸式的数字。不提供具体统计的原因还在于：一是在自由软件发展过程中，由于被有意无意的忽视，极可能缺乏全面的历史性比较数据；二是自由软件的“群众性”应用，既未被充分纳入统计序列，可能暂时也无法准确统计；三是自由软件的自由复制性质，使所谓的“市场占有率、销售排行榜”等等，很难具有传统的或正规的意义，下载网站仅中国就数以百计，更何况“私相授受”的部分；最后，本课题拮据的经费也限制了我们获得权威性的数据。举例来说，据笔者的估计，至少在中国，大学计算机专业的师生极可能是人手据有多个版本的自由软件，而使用自由软件操作系统的中小网站更是多如牛毛——对这一状况要作较精确的统计，需要权威统计机构的重视与跟踪，也需要关心自由软件社域发展的情形（关于社域，请参看本专著前面自由软件主体分析部分，或参看附录的本课题组论文《自由软件综论》有关章节）。
但是，作为本课题的视角，必需提供一些说明这种影响的资料。作为一种“管窥”，作为一个小侧面的但较可靠的“实证”——一本两前出版的书可以略作佐证。
以此书为例，从一个很小的局部来“以点带面”，是因为该书并不是专门谈自由软件的，而是一本几乎把所有有关“复杂”的领域都点了一笔的科普书籍。这本关于复杂学的书，涉及到自由软件，大概意在哲学地与技术地进一步证明“更自由”——不被束缚、限制、命定，同时证明宇宙中的协作、合作、协同、同步、谐振、网络式集体运作等本性，例如，即使很随机的、最基础的粒子群团也会“自然地”走向协同。
这本书很可能是国内第一本提及自由软件和GNU的非专业IT的公开出版物（很可能，即使此前的公开IT读物，也未如此“详细”地提及自由软件）。当然，书中的一些翻译（如把自由软件译为“免费软件”），则说明了当时对自由软件的生疏。
这本书名叫《沙地上的图案》，出自澳大利亚（注释：作者，特瑞·波索马特尔、大卫·格林；中文版，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10.），这里摘录一点，以飨读者。
P90/ 图5.1 一个枝节的L-系统。该图由免费软件程序FRACTINT制作而成。
P163/……如果人们可以自由地获取软件的话，那么不仅可以节省为“重新发明轮子”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还可以通过增补软件来提供帮助。
有一些正在运转的例子生动地说明了这个道理。第一个是FRACTINT，世界上最好的分形程序之一。不仅FRACTINT可能通过因特网自由地获得，而且它的所有源代码也可得到。其结果是，成百上千的人在几年内，为建造和改进该程序提供了有效的帮助。最近，在圣塔菲研究所（SFI）的克利斯·朗顿和史蒂芬尼·弗瑞斯特使用类似的方法进行软件工作的开发，即对SWARM和ECHO的研制。SWARM使用多主体方法为人们提供了模拟复杂系统的一个平台。ECHO项目则展示一套工具来应用遗传算法。〔引者注：这里提到了一些应用于前沿科学的自由软件，如可模拟复杂与分形的作图自由软件和应用于生物基因研究的自由软件。自由软件影响的扩展及其应用软件的日益丰富由此可见一斑〕
合作开发软件的最好例子是GNU工程和LINUX的开发。80年代后期，UNIX操作系统是计算机研究领域最普遍的平台。当时，GNU免费软件项目〔引者注：即我们所译的GNU工程（自由软件工程或“角马”工程）始于麻省理工学院，其目的是为UNIX操作系统开发高质量的软件〔引者注：此说法不准确，请参看本课题组自由软件译文集中斯多尔曼的《GNU宣言》；《GNU宣言》及其他文章谈到的GNU工程的目的是：以技术改造社会，开发自由操作系统，全面推行自由软件，取代UNIX等限制用户的私权软件〕。最引人注目的产品之一是编译器GCC，……。这个编译器几乎在每个方面都超过了它的商业竞争者。
这怎么可能呢？一个免费的软件怎么能比最好的商业产品还优秀呢？答案仅仅在于参加人员的数量。一个大型的软件公司也许能召集100名程序员围绕一个主要软件展开工作。但是，这种方法与召集的力量相比，简直是微不足道。设想一下吧，成千上万个热情的“黑客”散布在因特网上，彼此竞争着改进一个代码。90年代早期，这个小组〔引者注：“小组”一词不明确，GNU的核心组织者是“自由软件基金会”——一个独立的机构而非附属或承接某个项目，其他参与者则是广大社域〕的工作随着LINUX的进展而得到了合乎逻辑的结果。以里纳斯·托尔瓦兹（Linus Torvalds,一名致力于使之协调一致地走向成功的芬兰科学家的名字）命名的LINUX，现在已经是一个完整的为公众所熟知的UNIX操作系统。〔引者注：原文如此。这里的说法有三个问题：“Linux”是合作的成果，GNU工程对此也居功至伟；“Linux”应称为GNU／Linux，请参阅本课题组自由软件译文集有关名称的文章；“Linux”并不是一个“完整的UNIX操作系统”，只是兼容UNIX。这些问题说明了国内外都有对自由软件的不熟悉与某些误解。看来，自由软件打开的的确是一片全新天地，必须以全新的眼光和心理去认知。〕
随着免费信息的增长，……
P165-166/
〔引者注：讲因特网的发展史。我们知道，自由软件与自由性质的电脑网络是不可分的。因文字较多，仅摘录其大意〕（因特网发展史，提到的一些或多或少带有自由软件性质重要协议、程序、示范网等，这也是因特网的诞生时的自由本性。明尼苏达大学的GOPHER协议发明了链接；瑞士CERN的人员开发了HTTP超文本传输协议、改进了链接方式，从菜单改为文中词语链接，以及试建了一个WWW示范网，但因无好的界面，濒临垂死；但1992年，美国国家超级计算机应用中心开发出了MOSAIC，“使WEB奇迹般地死而复活”。用户和站点暴增。然后，为PC和MAC机开始的浏览器开发出来后，发展更厉害了。）
P169/ ……许多例证显示，软件可以为他人所用。由于此程序的开发十分昂贵和费时，非专业人员也不过偶然利用一下这类特殊程序，因而，为此目的而购买一套昂贵的软件很不值得。作为一种选择，机构便可通过因特网提供某种专业软件和相应的服务界面。〔引者注：这只是“自由软件”或“（商业）软件自由使用”的一种理由，但还未涉及自由软件的革命性的理由：自由与合作〕
P170/ 现在万维网混乱状况的背后的驱动力之一是不断增长的商务活动。公司视其为一种手段，而不是为了信息共享。公司的目的旨在提高知名度和作广告〔引者注：甚至利用网络“圈钱”，作金融投机工具〕。所以，除增加人们对这些行为的反感之外，它还造成了一种难以置信的复制效应〔引者注：指为了吸引“眼球”，竞相复制基本信息（生活、旅游、……），形成重复的垃圾信息。说明了某些反对自由软件、热衷产权者，为了自己的目的，竟在网络上进行“自由复制”〕。
P172/ 〔（括号）中为大意摘录〕（因特网很好，但有阴暗面）……我们已经开始看到那些只能由“信息帝国主义”一词来进行描绘的现象。（首先用英语占据了主要地位；其次，网络）正在促进美国式的观念和文化服务。（最后，网络正拒绝人们的声音，表面上是公平的，服务器与大公司的声音同样响亮），但是，问题在于，人们是否能听到你发出的声音。……因特网的这个方面反映了在现代生活的其他方面同样存在着类似情形，当今世界淹没在密集的商业活动之中，而文化的源头则被单一的跨国公司所控制。
到对此书摘录的内容的最后，我们看到了网络自由性质的“异化”，类似地，也有“异化”自由软件的企图和行为；更深一层的是，这里也揭示了自由软件的意义：抗拒与归正IT技术发展中的社会异化，及抵制上面最后一节引文中所指出的那种状况。自由软件（包括反对“知识产权”的运动）不仅在澳大利亚有热区，在欧洲也很热闹，还伴随有反对欧盟将软件专利化的运动。
二、自由软件与中国
1. 焦点与难点
从上一节，我们可以看出，“自由软件与中国”跟“自由软件与世界”有相当密切的关系。但现在我们将相对集中地转到“自由软件在中国”这个题目上来。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并不是本专著应该和能够包揽的，即使“点到为止”也很困难。而且本课题及本专著也并不打算全面介绍自由软件在中国的历史和技术发展为主——后面就将以某种方式代表性地作些概述，而是想就更上一层的一些问题进行解决探索。这除了有一个技术－产业层面与社会意义层面这样的问题外，就是在产业发展中，还有发展理念与纯技术发展甚至是市场份额表现的“经济发展”问题。这些问题，无论是我们还IT业界的很多人都知道是一类热点难题，例如，反对软件领域的“知识产权”与发展“自主知识产权”问题（或者也可以说是左版与右版的关系问题。关于左版请参见本专著附录《论左版》一文）。又例如，开放源码、自由复制与应用跟“国家安全”的问题。还例如，市场主体们几乎无例外的喜欢“开源软件”，而对自由软件敬而远之或厌而恶之，对商业软件的市场和利润暗中欣羡有加，但是——无不想利用自由软件，这就有如何利用的问题。本课题不打算回避这些问题，而且重点恰就放在对此的探索上。
无疑，本课题是基本肯定自由软件所表现的发展方向的，同样无疑的是，本课题与很多人士（有喜爱自由软件的人士，也有想利用自由软件的人士）一样，在这里遇到了关键性的、似乎难以逾越与统合的“两难悖论”。不过，我们坚信，看似不可理喻的逻辑矛盾反映的恰是社会与技术发展中的内在现实矛盾。从辩证思维的观点来看（同时也借助最新的“复杂”思维），这并不是不可解决的矛盾。首先，可以作创新性的理论攻坚探讨，即使在理论无力的尽头，实践也会开辟出道路。自由软件的“左版－GPL”体系已经树立了一个好的榜样，用左版对抗右版——尽管都是版权，用（软件领域中的）新型商务反对传统商务——尽管也是商务，总之，可以发生影响，推动发展，开辟出新天地。
在本专著中，我们主要重点探讨自由软件的一些社会意义、理论意义和较宏观的一些方面。作为技术－产业－市场－经济发展方面的具体现实问题，我们将在本专著的附录《中国软件发展战略——开源软件产业化方案》〔暂名〕中述及。这里，有从理念到实际、从自由软件到开源软件的“惊险的一跳”，但我们将力图阐释清楚这一合理跳跃的内在关系，我们也寄希望于自由软件式的“群众性”探讨与开发，更坚信自由软件运动所揭示的“信息哲学”的原理：信息进化正在简化与直接触及发展中的矛盾，以“自然抽象”的方式呈现出现实而具体的解决方式。自由软件正在揭示社会的深层本质，这就已经发生出一个新的“吸引子”，且实践性地导致着“相变”，过程中的矛盾（或“复杂”）只是必经的过程；但是，尽可能清醒明确的认识有助于少走弯路。
现在基本上已经可以看得很清楚，“自由软件与中国／在中国”这个问题，一个表面的焦点——某种程度也是在一定实质上的焦点，集中为“自由软件、开源软件、私权软件”的关系问题，或者，要“整合”既利用自由软件又产生产权和商业赚钱的问题。如前所述，这些问题有交错的深层矛盾，对这些问题回答的内容既在本节第3部分中，也在下节中，更在附录的研究报告中。作为认识和分析这些问题的基础，下面第2部分先得花些篇幅，对国内自由软件或与自由软件极为相关的一些事实：如何进入、相当时期的发展情势、有哪些看法认识等作一些了解。
2. 自由软件在中国：人物、情形、看法
（1）一则网络消息：
笔者先简要地说明一下：这则消息一是带有回顾性，二是在相当程度上表达了世纪之交时，技术业界对自由软件的认识，具有较强的现实与历史参考意义——尤其是自由软件在中国崛起的大致时间、其与因特网暴发普及的关系、其所引发的重大发展方略、其与“开源”的关系以及自由软件在国际上的发展等方面。（至于“Linux”这个名称和“自由软件商业化”的说法，还可商榷探讨，可以参阅前面有关介绍自由软件的部分。此处作为一种历史，暂行搁置。）
[ 2000-6-2 摘选自一乐天网(安易信息) joy.ayinfo.ha. cn]
自由软件浮出水面 开始迈向大规模商业应用领域
陈鲸飞
今年9月，国内一些公司纷纷宣布采用自由软件，这意味着自由软件在
我国开始进入商用领域。
1998年9月，中网公司在京发布了中网Intel架构服务器，并向到会者展示了运行Linux、FreeBSD或Solaris for x86的数十种不同的应用服务器。
中网公司还宣布，中网公司已经与国家工商局签订合同，由中网公司提供5000余台中网Intel架构服务器，用于完成国家工商网的整体解决方案。
这是Linux等自由软件在我国首次应用于商用领域。1998年9月22日，Intel公司、华胜公司、四通公司、中网公司以及中国软件协会自由软件分会等单位联合在京召开了“'98Intel架构Unix/Linux服务器及应用系统展示会”，在会上，四通公司、华胜公司和中网公司分别展示了各公司基于Unix/Linux的服务器及应用系统。自由软件在中国终于浮出水面，开始迈向大规模商业应用领域。
自由软件与Linux
什么是自由软件（free software）？很多中国人对此可能还很陌生，甚至许多IT界的专业人士对自由软件的概念也很模糊，以为自由软件就是免费软件（freeware）。其实，自由软件与免费软件有很大不同，自由软件是符合GNU通用公共许可证(General Public License, GPL)的软件。……
谈到自由软件时，GPL强调的是自由而不是价格。GPL保证使用者有传播和发布自由软件的自由，如果愿意，用户甚至可以对此项服务收取一定的费用。
GPL保证用户能收到源程序或者在需要时能得到它，保证用户能修改软件或将它的一部分用于新的自由软件。
GPL同时强调，自由软件没有担保。如果由于其他某个人修改了软件，并继续加以传播，那么，GPL希望它的接受者明白：他们所得到的并不是原来的自由软件。由其他人引入的任何问题，不应损害原作者的声誉。最后，GPL明确强调：
任何软件专利必须以允许每个人自由使用为前提，否则就不允许拥有专利。
很多人是从Linux开始认识自由软件的，Linux最为成功的转变是发生在转向GPL以后。由于GPL允许用户出售自己的程序拷贝，这样本身免费的 Linux 就产生了附加价值，为商业软件公司的加盟奠定了基础。 Linux 转向GPL以后，多家商业软件公司加入了对Linux的开发过程，其中比较有名的有 Slackware、Red Hat、Debian、Caldera和S.u.S.E等。这些公司把Linux的内核和他们自己收集整理并可以在Linux上编译通过的GNU软件打包在一起销售，并以略高于CD－ROM成本的价格收费，像Red Hat Linux一般以低于50美元的价格出售，如果你到其他一些地方购买，甚至可以以3美元的低价买到。商业软件公司的加盟加快了Linux的普及程度，使得用户只用很小的代价便可以在自己的 PC 平台上建起Unix服务器。
中网:Internet架构服务器
随着国际上Linux热的掀起，我国Linux应用的水平也开始迈向一个新台阶，这次中网公司推出的Intel架构服务器就是一个开始。中网公司本来是一家著名的ISP，它是如何想到经营服务器的呢？记者采访了中网公司的总裁万平国。
在中网的服务器库房，记者见到上百台服务器正在准备发货，万总告诉记者，这些服务器是为国家工商局建设全国工商网的项目准备的，记者见到的仅仅是一小部分。万总说，中网这次推出的Intel架构服务器与以往的服务器概念不同，既不是单独的硬件，也不是单独的软件,而是一个软硬一体化的应用系统。
Linux和FreeBSD这样的操作系统软件尤其适用于服务器软件的优化，由于它们的源码是公开的，中网公司可以针对服务器的硬件对操作系统的内核重新编译，使之更加优化、效率更高。经过了操作系统和应用软件优化的中网的服务器可以视为一个专用系统，这样一个系统意味着数十倍效率的提高，意味着
系统的稳定性、可靠性和可用性的提高。
采用中网公司的服务器，用户得到了整套的解决方案，中网公司推出的服务器从WWW服务器到Fax服务器、虚拟主机服务器到打印服务器等共有20多种，基本上涵盖了一般的Internet/Intranet应用。所有这些应用从建网到使用以及进行正常的网络维护都对用户没有特别的要求，一个会使用浏览器的技术人员，理论上就可以建网、使用网络并维护自己的网络。
其实，这种以“集成＋服务”为核心的做法并非中网公司的独创。在国外，如果你想购买预装了Linux的服务器的话，你可以得到一个长长的列表，从北美到大洋洲、从英国到法国、德国、芬兰，有十几个国家的100多家公司出售预装了Linux的服务器。同时，这些公司也提供系统集成和技术支持服务。中网公司的做法与这些外国公司不谋而合。
四通:IT的新概念
在“′98Intel架构Unix/Linux服务器及应用系统”展示会上，四通公司展示了一套Linux应用系统Crystal(水晶)集成解决方案，该系统完全由源代码开放的自由软件集成而成。水晶集成方案集成了数据库、WWW、News、E－mail、ftp、DNS、防火墙和字处理工具等一整套系统。四通集团系统集成部总工袁萌在展示会上提出了三个新观念：
首先是OS=Open Source（开放源代码软件），即以源代码完全开放的自由软件Linux为操作系统平台；其次是ISP=Integration Service Provider（集成服务商），即集成服务商采集Internet上分散的自由软件资源，进行二次开发组合，形成低成本、商品化的产品投入市场。自由软件成本低，可以减轻用户的负担，同时也给集成服务提供商预留出来了更多的服务利润空间。
最后是IT=ISP＋TeleCom（向着电信基础设施搞集成），即把各种社会组织经ISP“集成”到中国电信基础设施上，一头抓自由软件的开发利用，一头抓电信基础设施建设。
袁教授说，四通公司展示的这套集成解决方案，可以充分利用免费软件提供给企业的稳定、可靠的运行平台。对于集成商来说，可以以自己的集成和服务来收取费用，获得回报。自由软件是非常宝贵的软件资源，在我们国家当前的经济条件下，发展免费软件、用好免费软件对信息产业来说是一条低成本的发展道路，同时这种做法也为我国信息产业的发展提供了一条新思路。
华胜:立足Solaris,兼顾Linux
六所华胜，自从80年代起就从事Unix平台下的软硬件开发，华胜公司早年生产的华胜工作站与Sun Sparc平台在硬件上兼容，在Solaris等Unix平台的应用系统开发上有着丰富的经验。在′98 Intel架构Unix/Linux服务器及应用系统展示会上，华胜公司展示了运行Solaris for x86操作系统的华胜I1000、I3000、 I4000系列服务器以及华胜Netgate网络控制系统及中文窗口系统等软件。
华胜公司微机事业部的总工程师吴晓军告诉记者，华胜一直致力于Intel架构服务器的硬件、软件的开发工作，华胜公司将利用其在Unix平台上开发和集成的优势，向客户提供Windows NT、Solaris for x86以及Linux等多种不同操作系统平台。同时，华胜的Netgate等软件可以很容易地移植到Linux上，这样，用户的选择就多了，从而提高了华胜公司服务器产品的竞争力。
中国自由软件库
去年6月17日，中国软件协会国际自由软件应用研究发展分会成立了，这是一个民间组织。国际自由软件分会成立之初即得到了国家信息中心主任高新民的支持。国家信息中心投入了5台Pentium 90 PC机及相应的网络设备，建立了中国自由软件库：http://freesoft.cei.gov.cn/。
中国自由软件库建立之初由在芬兰工作的宫敏博士带回了80多G字节的自由软件资料，经过一年多的运行和不断更新，目前已经有120G字节的免费软件，其中包括所有标准Unix实用程序的自由软件版本及Linux、FreeBSD、NetBSD等的完整镜像以及大量的科学计算和图形图像处理软件。同时，该站点还开通了有关自由软件专题的新闻组。记者采访了目前负责中国自由软件库的维护工作的主要人员、国家信息中心数据库部的张鹿高级工程师。
张鹿告诉记者，中国自由软件库是远东地区唯一得到国际自由软件协会承认的自由软件站点，开通一年来，访问用户达17万之多，在国内外有广泛的影响。
张鹿说，自由软件是当代国际上千千万万软件专家研究创造的成果，是培养软件专业人才的优秀教材，也是跟踪世界软件科学前沿的重要途径。张鹿认为，随着我国信息化建设浪潮的高涨，自由软件的应用必将出现一个新的高潮，届时，中国自由软件库必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中文Linux计划
国内各大学的BBS的Linux版是国内的Linux爱好者讨论Linux的主要地方之一，记者采访了清华大学BBS的Linux版版主方汉（dfbb）和中国科学院曙光BBS的Linux版版主韦韬（lenx）。
中科院高能所的方汉告诉记者，中国目前已经出现了Linux的第一批用户，他们主要由各大科研院所的科研人员和大学里的学生们组成。一开始，他们在各大学和中科院的BBS上彼此交流使用心得，后来，电子公告牌的天地已经不够用了，为了更好更快地交流信息，他们制定了CLinux计划。起初大家在清华大学的BBS上讨论该项议题，然后由网友Homer建立了CLinux的主服务器：clinux.ml.org，并且建立了中国Linux用户自己的邮递列表。
方汉还同中国科学院高能所的陈向阳博士一起建立了一个CLinux的非正式www站点，地址是http://csun01.ihep.ac.cn，上面收集了一些Linux的中文文档以及目前中文Linux计划已经开发出的部分软件。目前，CLinux计划已经编制出了中文打印解决方案、中文(GB)PostScript字库、中文X－Window管理器、中文输入法服务器、中文输入和显示程序、在线英汉/汉英辞典等一系列与中文处理相关的自由软件。遗憾的是，这个计划目前参与的人还不多，主要是陈向阳等几个核心人员在编写软件。
自由软件:你能走多久
一个信息系统主管在考虑是否使用Linux或其他免费Unix操作系统作为企业级应用的平台时一般首先会考虑的问题是：他的雇员是否有足够的能力来支持这些免费的操作系统。这些免费的操作系统可能比那些商用系统更难于安装，相应的系统管理工作可能也会变得复杂一些。虽然Internet上有足够的信息来使安装和管理的过程变得容易，但是对于中国人来说，语言的障碍严重地阻碍了技术人员有效地利用这些资源。
另外一点需要考虑的是第三方软件的支持。很显然，对Linux的官方第三方软件商的支持不像某些商业平台那么多。但是，有一些为SCO Unix开发的第三方解决方案也可以应用于Linux。在Red Hat公司的站点上有最新的支持Linux的商业软件的列表，其总数已经达到了230种。如果加上可以在Linux上编译通过的GNU软件的话，支持Linux的软件的数目就相当可观了，重要的是：这个数字在上升。最近，Sybase、Oracle、Inprise等公司纷纷宣布支持Linux，1998年9月25日，IBM宣布将发布Linux上的DB2数据库。这些重量级的软件厂商的支持，为Linux走向大型企业级应用扫清了道路。
在中国，Linux等自由软件的推广也必须走市场化的道路，只有当更多的像中网、四通、华胜这样的系统集成厂商和硬件厂商都来在自由软件的基础上进行二次开发和集成时，才能使服务器更加优化、更能发挥自由软件的威力、更容易使用和更稳定地运行，才能创造新的商机，提高我国应用自由软件的水平。
发展自由软件，既能锻炼软件开发队伍，又为社会提供了有价值的应用软件，这对于广大的中国用户无疑是一件造福于民的事业。Linux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自由软件的操作系统平台，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Linux在中国的普及，越来越多的用户将会发现自由软件的优点，使Linux等自由软件在我国国民经济信息化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以上是2000年的消息，包含的意义是非常多的。这样的资料可以长长地摘引，但不论是照顾读者、还是照顾篇幅、还是达到引证目的，这基本足够了。引文中“自由软件能走多久”一节所说的情况，正在起变化，自由软件应用的趋势是越来越容易。自由软件大致于1998年在中国“浮出水面”是可以肯定的。对此，另一个佐证是，1998年第三季度，当时国内软件销售商当然老大“连邦软件”连锁销售组织的排行榜的“操作系统与数据库”前10名上，“LINUX”就赫然出头，销售量仅次于微软的DOS和视窗操作系统。再一个小的补充是2000年6月的一则网络调查，也可以帮助说明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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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问题：你喜欢什么操作系统? |
参加人数：766 |
程序提供：博大互联网
2000-06-09 网上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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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已经说到，自由软件（主要是GNU／Linux）的小高潮勃兴于1998年。但自由软件最早何时进入中国，本课题组确实无法搜集到翔实资料。限于篇幅，这里准备以“自由软件在中国”这题目较有关系的几个“点”略作指引介绍：一则网上通讯，一种中国的观点与一个中国的人士。我们相信这样看似散乱的撷取其实正好能启发人们去了解与认识这个题目周围的更多东西：无论是观点还是事实。
①。一篇谈及知识产权和软件产权的文章
自由软件的前身，其历史可能与计算机一样久远。计算机“真正的早期”时代（即使是在1969年IBM公司将软件单独销售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软件与网络基本是共享与自由的，尤其在计算机属于国家军用或高级民用科研机构的时期。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微机出现，电脑走向民间，出现了市场，自然也出现了软件市场，跟着出现了越来越强的软件产权（如许可证制度）——这个产权强化过程是与伴随信息技术发展而来的“知识经济、知识产权”的国际潮流相应的。不过，我们要指出，这个“国际潮流”只是看上去或者在某种意义上是“主流”。即便如此，软件自由复制的倾向仍然是强烈的。传统的自由精神似乎从两个方面留传下来。一个是斯多尔曼发起的理性的自由软件运动，另一个则是“民间”的带非理性的“盗版”浪潮。这个“盗版”历史，了解中国的“苹果II”、“中华学习机”等8位机，早期IBM微机及其兼容机，早期小型机的软件状况的人会还有印象，当然，那时也有某种“自由软件”即宣布没有版权的软件。
发展到今天的所谓“盗版”问题，实际上已经变得较为复杂。而盗版问题既被国内也被国外（尤其是某些国家的某些公司）所重视，有必要再略略一谈。关于自由软件的发生，盗版的性质，盗版与自由软件的关系，可以参看本专著前面有关部分及附录中的论文（《论左版》、《论自由软件》、《自由软件综论》等，还可参看本课题组的自由软件译文集的有关文章），在这里，我们能简洁回答的只是，第一，盗版与自由软件风马牛不相及；第二，对于合法商业软件，总体上应当反对盗版，而自由软件基本不存在盗版问题，但对开源软件这棵墙头草问题仍具复杂性。
加强市场规范与法制，保护知识产权，这一方面的观点人们已较为熟悉。但作为多角度的思考和参考，我们还可以看看另一些流派的说法。我们在这里不厌其长地摘引一篇文章的内容，是因为“自由软件与中国”这样的重大题目需要全方位的慎重思考，而这样的多角度思考对于深入认识自由软件是益的。前面已经说过，这些问题里面有着事实上存在的矛盾，把握这些矛盾，对深入认识分析自由软件的性质、对自由软件与中国的关系等都有帮助。这类观点不论是否完全正确，却至少可以说明伴随自由软件而提出的一系列问题，例如自由软件运动在软件领域内反对传统产权的性质，本质上是国际性和国际化的问题，至少折射了“经济全球化”表象下的某些实质，不能简单地加以概括与处理，不能只跟随所谓的“主流”行进。
2000年，一篇作者署名刘宇凡的网络文章认为（摘录）：
盗版盗版盗谁的版？
最近香港某大学进行有关消费者购买盗版光碟的调查，显示在购盗版货者中有四成具大专学历。负责调查的那位教授惊呼这种“只讲价钱不讲道德”的风气要不得。
……
但是，如果我们了解一下关于互联网、电脑、微软以至知识产权本身的历史，便不难知道，把现在的所谓“知识产权”当作是天经地义的东西，是多么受骗。
大家知道，如果没有互联网，知讯科技就不会发生那么大的革命，微软的电脑王国即使有，也不会像今天的规模。但是，互联网的开发本身，是自由市场下私人企业所焕发的创新精神的产物吗？不是的。就像核能、雷达、微型电子器材等等一样，互联网是战争或军事竞赛下，由政府以公费开发的。当苏联在1957年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时，美国立刻意识到有在军事竞赛中落後之虞，于是加紧科研，包括研究怎样对通讯科技进行革新。互联网的原意是为了使核战时也能确保全国通讯。在旧有的通讯设备下，一旦首都及几个最重要城市受袭，全国通讯便可能瘫痪。美国军方在1969年成功地建立了一个电脑网络，让各部门科学家相互之间传递最新消息。即使其中一个被毁，其馀的网络仍可维持。到了1983年，这个网络已联系了562个电脑系统。
网络虽由政府付钱开发，但其实际经营是外判给一间私营公司。名字叫高级网络及服务公司（ANS - Advanced Network & Services）。所以那时网络叫做ANS net。这种公私合营的方式在美国及其他国家都很普遍。这间公司是由包括IBM在内的大公司所创建。到了1995年，经过几轮转手之後，ANS的网络更正式落入私人手中，变成现在的internet。这种由公帑付帐，又让私人企业分享开发成果的公私合作，使私人企业往往无偿得到昂贵而又尖端的技术。核能技术也是这样变成杜邦（Dupont），孟山都（Monsanto），西屋电器（Westinghouse electric），通用电器（General electric）等超级企业的“知识产权”。
互联网在变成私人财产之後，同时也变得日益商业化。……
IBM的崛起
电脑技术本身若无政府带头，也是不可能成功的。第二次大战加剧了军事科技的竞争。英国政府为了破译德国的密码，制造了一部最早期的电脑原型叫Colossus，战後并演变为第一部电脑。另一方面，美国政府为了制造核弹，也在1945年研制电脑，并在韩战爆发後把大量制造电脑的合约批给当初不大愿意自行制造电脑的IBM。电脑技术，无论是最初的开发还是在此後廿年的不断更新，都是使用大量公帑及吸收了政府部门所发展的技术。为了确保美国在军备竞赛中胜出，美国政府有时更直接投资到IBM。
IBM一直在电脑业独霸天下，直到苹果及微软的崛起。这是因为IBM一直想不到个人电脑会有像今天的广大发展。这个机会被微软及苹果把握住了。
盖茨无疑是天才。但无宁说，这种天才较多是商业方面，而较少在发明创造方面。
个人电脑的发展同MS-DOS的开发有莫大关系。这个软件连接了萤幕与键盘。但MS-DOS既非由微软亦非由IBM开发，而是由数码研究的Gary Kildall开发。但Gary欠缺“商业”眼光，认为个人电脑不易为，竟然把这个重要软件卖给微软。这样，其他公司例如IBM，若要使用MS-DOS，都要付费给微软。随着个人电脑的销售上升，微软从此发大财。
盖茨的成功有赖第二件重要软件，即视窗。视窗使用方便是它的一大优点。但是，不论是滑鼠还是图标，以至白底黑字的画面（早期电脑屏幕的画面往往是黑底白字），都不是微软发明，更不是盖茨本人发明，而是自七十年代以来早就有人发明了。自从电脑技术在七十年代开始盛行起，兰克施乐便担心有一天电脑技术使办公室弃纸不用，因为一切都可在电脑储存、复制、传播。如此一来，兰克施乐的影印王国就大受影响。于是它在1973年成立了研究公司来自己开发电脑以实现转型。这家公司开发了名为Alto的技术，包括白底黑字的屏幕、图标、滑鼠等等。但是开发之後兰克施乐想不出这些东西有何商业用途，竟然连申请专利也不去做，然後就置之不理。直到1979年，兰克施乐购入苹果100万美元股份。合作协议包括让苹果老板Steve Jobs参观那间研究公司。後者惊讶兰克施乐竟然没有使用Alto。事後苹果决定仿制Alto，命名为墨金塔（Macintosh）。
其後苹果请微软为其制造软件。不久，微软根据Alto及墨金塔的设计制造出视窗。盖茨的视窗同墨金塔是那么相似，以至苹果要在1988年控诉微软侵犯版权。1992年法庭判苹果败诉。不过，早在1983年，盖茨便对Steve Jobs说：“咱们的关系就像这样：咱们刚好有一个富有邻居，叫作兰克施乐，你爬进邻居打算偷去电视机，但一到步才发现我早在那儿。而你说：‘喂，那不公道！要偷电视机的是我！’”
微软的崛起不是因为盖茨本人有什么重大发明，而是因为他的买卖做得出色，再加上一连串的运气。到了今天，这位曾被人家控告侵犯版权的超级富豪，却在全球各处去控诉人家侵犯微软的版权了。
贼喊捉贼
那些整天去控告别人侵犯其知识产权的资本家，本身往往才是最大的侵权者。事实上，资本主义大企业的冒起本身就是靠盗窃工人的知识产权，再加上许多其他因素，才发展起来的。由泰勒所“发明”的科学管理就是最明显例证。
……
泰勒本人说得很清楚：
……，科学管理就是申明，“管理人员所负的责任就是……搜集工人过去所有的一切传统知识，然後把这些知识加以分类、列表并使它们变成规划、法则和公式。”然後是“一切可能有的脑力工作都应该从车间里转移出去，集中在计划或设计部门”，……
对于脑力劳动的雇员，这种盗窃同样普遍。许多跨国公司属下的传媒及研究机构都明文规定，雇员在公司的一切研究与创作的知识产权都属公司所有。近年更有传媒老板连自由作家、记者、摄影师的作品版权也不放过，迫使他们放弃版权。英国记者协会一直反对，但胜负难测。
有谓知识产权法是用来鼓励发明创造。如果大家知道，今天享有专利的人，往往不是发明者本人而是跨国公司，他就未必会那么尊重其专利了。在1973年英国有人就专利作研究，结论是专利制度并无促进发明。许多发明都会照样产生，不论是否有专利。
科技革命与知识产权
知识产权及专利法并不是什么天经地义的东西。它们是人为产物。在资本主义诞生前并无所谓专利法。在这之後，各国对专利法的看法也不相同。法国1791年专利法把发明者的垄断权视为“天然权利”。但奥地利的1794年法例却排斥“天然权利”说，相反只视专利为公民有权得到发明知识的例外。英国十七世纪的法例至少也注意到，保护知识产权的需要与公众获得知识的需要必须加以平衡，不让发明者长期垄断知识，而把专利期定为14年。之所以是14年，是按照师傅完成训练两个学徒的时间来定的。过了期限，有关知识就变成公共财产。但是，资本主义越是发展，资本家日益成为技术发明的最大收购者或是对其雇员的脑力劳动的剥削者（而不一定是发明者），从那时开始，他们便不断迫使政府修例来缩小对公众知情权的保护，同时拼命扩大对知识的垄断。这自然引起各种反抗。因此，各国法例亦依彼此的各种形势不同而分别很大。
所以，尽管1883年已达成了一个有关专利的国际协议，但协议也承认各国可以按自己情况订定专利法。例如有些国家硬性规定专利拥有者必须在社会生产中实际去运用它，有些则没有规定。有些国家的专利期限长些，有些短些。有些甚至长期有意不立专利法。荷兰在1869年撤消其专利法後，半个世纪之後才再订立。瑞士多次公民投票否决专利法，直到十九世纪末才立法。直到近年，德国、瑞士仍不容许就化学品发明注册专利，法国、西班牙及意大利不许就药物注册专利。到了现在，自然大不相同了。各国纷纷向跨国公司低头，日益把专利法修订得更为严苛。
当初版权法是因应印刷术的兴起而产生的。此前，一切文稿都是抄本，版权观念自然不会出现。以後，每一次重大科技革命及其在工业及商业的普及应用，都使知识的传播更容易，因此资产阶级为了垄断知识，需要控制传播，需要对原有的版权法及专利法作修改及由法庭重新诠释。在上一世纪五十年代，影印机、录音机的普及，使资产阶级赶忙督促其政府作必要修订。自从电脑技术革命以来，这方面的修订就更多。当软件初出现时，究竟它该列为发明还是列为文字作品就大有争论。１９８０年美国版权法修订时，把软件列为文字作品，因为它们是对电脑的一组指令或陈述。政府之前所委任的专家对此却大加反对，认为这种分类有违美国宪法所界定的“文字作品”。这事例一方面反映了知识产权概念的人为性质，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在解决新科技、新经济部门与传统知识产权法律的矛盾上所具有的异常重要的角色。
科技革命越是发展，知识产权的界定，以至各种旧有概念的界定，便更加模糊，……１９８８年美国法庭判决苹果对微软的诉讼败诉，理由不是微软不曾抄袭苹果，而是“不能给予苹果太多保护，否则会有害竞争”。这判决不利苹果而有利于微软，但同时也有利于电脑业技术的普及，从而促成美国在世界电脑业上的霸主地位。
现在轮到微软被控垄断了。不过，不管以後法院怎样判决垄断资本之间的争吵，其结果都只是保障了垄断资本的总体长远利益，而非保障了普通消费者的利益。你付出高价买入软件，可是严格来说你根本连所有权也没有。你所获得的只是一张使用软件的许可证。在软件的许可证上面往往印有一行小字，说：“这软件及附属手册是由ＸＸ软件公司拥有，并由美国及国际版权法保障所有权。一旦你违反这份许可证的任何一条，你使用本产品的权利自动停止，并须立即销毁本产品的所有副本，或交回ＸＸ软件公司。”这份许可证不必经你签名就有效。你一旦打开封套，即受许可证条文限制。违反条文可以被罚巨款。这就是所谓消费者权益了。
按照传统知识产权法，科学发现不可申请专利，只有技术发明才可以。从前二者的界线比较清楚，现在却越来越模糊了，甚至变成连科学发现也实际可以申请专利。至少，在生物工程及讯息技术方面是如此。欧美法院在多次判例中已裁定，有关构成全部基因的基本化学物的知识是可以申请专利的。虽然有些案例附加条件，即有关知识须具潜在的商业价值。但要证明这点并不难。例如若有人发现某一基因与乳癌有关系，你就可以申请专利，因为你不难利用发现来设计测试，看看该基因的突变有否增加患癌机会。
知识产权的涵盖范围的扩大，等于鼓励研究人员事事守秘。人人都想，噢呀，我这个主意可以令我发大财啦！即使他的主意十划只有半撇，他还是会闭口不言以妨泄密，“否则，不慎说了出去，同事阿炳可能会先我而申请专利，岂非见财化水？”然而，科学发展的历史说明，科学只有在研究者之间自由交流与讨论，才会有健康发展。相反，只会妨碍它的发展。
更令人震惊的事还多着呢。现在连电子商业经营方式也可以申请专利。１９８８年八月，美国专利局发给Priceline.com的网上买家驱动系统以专利。这个系统让顾客可以在网上就各种产品与服务叫价，而卖家则在网上决定是否接受。美国幸福杂志一位记者便挖苦这个专利。他说，这个商业主意早在幸福杂志就有人想出来了，而事实上要想出这样的主意毫不困难。连这种东西也可以申请专利，结果只会造成无穷无尽的官司。最近，美国最大的网上书商Amazon.com就控诉Barnes & Noble侵犯其商业经营方式的专利──Amazon.com只须买家触一下滑鼠便可以一次过登记其个人资料以备多次购货，不必每次落订单都重新登记一遍。结果美国法庭判Amazon.com胜诉，禁止对手在１９９９年十二月之後继续使用这种“一触”服务方式。
……
……。据印度的民间团体说，美国跨国公司已经盗窃了印度九成的动植物样本作为己用。倘若跨国公司据为己有，申请专利（就像他们把泰国香米申请专利一样），那不啻是双重抢劫当地人民。有朝一日，如中国人发现传统中药变成跨国公司的专利，并因此变得价格昂贵，不要惊讶，因为，这勾当一直在进行，……
变本加厉，贪得无厌
最近，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简称WIPO(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sation)，打算把有关国际协议作出修订，确保所有由私人及政府发出的各种原始数据的制作都列入知识产权法的函盖范围，从此使用数据通通要付钱，否则要受刑事责罚。（原有的协议只保障对原始数据的应用，而不保障原始数据的制作本身）它甚至打算把十五年期限无限期延长，只要有关机构到时对数据作更新便可。国际科学会议，一个由95国的25个科学学会组成的团体，已经发表声明反对WIPO的企图，重申科学家之间公开交换原始数据对科学发展事关重要。一个海洋学家说：“全球气候变化是一个关键问题。……你怎么知道气候在变？你唯有量度全球各地的气候，并与之同100年前相比，……数据是科学的血液。科学家既是数据的用家，又是它们的生产者。WIPO的最适当做法是认真而公正地研究这个问题，不要有任何先入为主之见。科学及教育界也应能有份参与这个问题的决定。”
我们并不是根本反对订立版权法与专利法。我们完全赞成社会应对发明人或创作者给予特别奖励。可是，目前的知识产权法不仅往往没有保障发明人或创作者本身，而且实际上使资本家对发明人或创作者的盗窃变成合法，尤其使资本家借此垄断知识来谋取暴利。
每一个发明家，不论其多么伟大，都不是在真空之中作出发明的，而是根据千百年的人类经验及与同辈们交往中作出的。伟大如牛顿，也说自己不过是站在巨人肩上，才能有那样的成就。……所以，每一个发明家的发明，既是他的产物，也是社会的产物。在这个意义上，既须给与科学家足够保障其从事发明工作所需的一切物质需要，保障其有舒适的生活；但另一方面，也必须确保有关知识不是变成跨国公司的垄断工具，相反，甚至要保障知识真正变成促进全人类幸福的公有财产。
……
好了，这篇摘选的征引是够长的了，好多地方（软件产权及版权）与本课题组翻译的自由软件译文集的内容有异曲同工之妙，这对理解我们的题目不能说无助。这类观点启发着很多的思考，但在我们眼下的角度，我们较关心这样两点：一、政府政策、行政力量和国家立法在IT产业的发展（尤其初期和某些关键时期）有重大作用，我们需要考虑如何以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优势抗衡国际IT霸权，适宜地支持自由软件以发展民族软件产业；二，不是一般地反对“知识产权”，而是反对其中的曲解、过时与挟产权以行霸权的行径，知识产权问题上有合乎国际潮流（潮流不止一股）的一面，也有独立自主创新推广的一面。知识产权至多是个工具，决不是知识自身的目的，工具之妙，全在乎运用，何时用，如何用、用多少、反用揶或正用，与国际接轨及独立自主，全在乎神妙变化。
入世是双刃剑，是机遇也有可能是樊篱，知识产权同样是这样；向前看的眼光和勇气要求：必需迎接挑战，在对舞双刃剑中求发展。
②。一位把自由软件引入中国的人士
自由软件在中国的发生无法确考，但有一点大致可以肯定，即自由软件是由早期的“电脑发烧友”与“网络发烧友”所认识所引入的。同时，不排除日后可能发现国内也曾独自有过类似GNU工程或自由软件的“义举”。这里例举一位更加不一般的、理性先行的电脑网络发烧人士，略为透视一下自由软件在中国的兴起与发展。
武汉是自由软件的一个热区，这与大力推动自由软件的青年科技－学术人士洪峰先生极为有关。根据洪先生的回忆，则他很可能是国内自由软件第一人（或第一批人）。以下内容摘自洪先生的长篇回忆录（该回忆录由洪先生以电子格式发给本课题组）：
〔洪先生的经历颇具传奇色彩，才华横溢，青春年盛，为寻求自己的人生理想之路，走南闯北——离家到深圳、到俄罗斯……〕
③。触“网”
〔在莫斯科〕>
经过千辛万苦，我终于来到了莫斯科。……
我的异国生涯也不光是只有梦魇，我也有幸运的地方。我的房东是无线电物理研究所的专家，……通过他我学会了不少知识，通过他，我也接触了不少俄罗斯的学者，他们都是学术功底扎实的人，其中有过叫伊万诺夫的人，是我房东的同事，在卫星通信领域是行家里手。有一天，他告诉我，莫斯科将举办一次规模空前的通信与网络技术展览，他们的研究所也会参加，并邀请我也去看看。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通信技术方面的展览会，时间应该是在1994年4月左右。
俄罗斯人对通信技术的研究是非常深入的，无线电物理研究所里面就有大量的技术专家以前被欧洲宇航局高薪买走了，说明他们的技术是非常尖端的。我参观了他们展出的设备，给我印象非常深刻。
展览会上也有大量的外国通信公司和计算机公司参加展览，由于我学习过德语，因此我与一家德国公司的工作人员谈上了，他向我介绍了他们推出的计算机网络产品和天线系统，告诉我究竟什么是 e-mail。这是我第二次听说什么叫电子邮件和计算机网络。（第一次是美国的未来学家托夫勒在《大趋势》中提到过，但是，我当时被这本书误导了，因为作者说过，电子邮件只是高科技，不具有传真的高情感,所以他说电子邮件不会流行起来 --- 我听说他后来还写过几本未来学的书,但我再也没有读过, 真不知他怎样自圆其说。）
德国人告诉我，现在他可以分文不取将我的信件发网世界各地，我觉得他像是生活在另一个世界里的人，因为他所说的都像是神话 --- 当时我所知道的主要通信手段除了电话, 就是传真（fax）和电传（telex）。两者的费用都是非常高昂的，……航空信件最快也要花 15 到 20 天的时间才能到达。
通信是人与人之间沟通思想必不可少的技术，但是昂贵的电话却根本满足不了人们的需要。
当时这家公司的电子邮件是通过卫星线路从莫斯科投递到德国的，再从德国的计算机主机上进入 Internet 进行投递。我好奇地问他，中国有没有这样的计算机网络，因为我在国内时从来没有听说过有这样的服务。他告诉我，他的公司与中国之间直接的卫星网络连接没有，但是中国科学院有计算机节点连接在Internet 上，因为他曾经听说有人在德国收到过来自中国的电子邮件，所以他肯定中国应该有这样的网络。
突然间，我觉得世界变了样，我有一种感觉，似乎我得到了一切，并不仅仅是 email 是免费的，而是我找到了我生命中最宝贵的东西 --- 与他人的交往时不受任何约束的一种真正的平等。而在此之前的我是一无所有的，我生活在一个缺乏信息资源的黑洞中。我应该回国去建设这样的计算机网络，让网络为人人服务。
④。走出混沌
1995年我回到了武汉，开始实施我的网络建设计划。……我苦口婆心地说服了父母亲支持我建立一个公司，最终他们还是被我说服了，但是他们始终以一种将信将疑的心态看着我，他们不相信我的公司能够在市场上成功。这也难怪，在1995年时，新闻媒体上从来没有出现过什么 Internet 的报道。……
经过一番艰难的准备，公司终于在1995年5月12日成立了，说实话，这个公司是“三无”企业，既无资金，又无场地，又无产品和技术。老板和员工总共加起来只有一个，那就是我自己。但是这个公司还有一样东西属于另类，那就是对构建未来理想信息社会的坚定信念。正是这种坚定的信念，使我克服了前进道路上数不清的困难，将公司一直经营到今天。
公司开张后，我开始构思应该怎样开展业务。我想第一步要做的就是自己应该上网，自己先成为网络用户，不然你如何想其他人展示网络的作用和力量呢？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与中国科学院网络中心进行联系，成为他们的用户。当时他们只是向北京的单位提供网络接入服务，在北京的用户可以拨打他们提供的电话号码，以终端用户的方式进入网络，我主要的时间在武汉，因此如果以长途电话入网，一个月下来电话费用将非常高，我开始琢磨是否有其他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答案是有的，就是通过 X.25 分组交换网络。中国科学院网络中心已经租用了电信部门 CHINAPAC 的两条 X.25 专线，速度为9.6Kbps，因此只要我能够在武汉能够找到电信部门的 X.25 的接入点，就可以不用拨打长途电话号码从武汉连接到中国科学院网络中心的Internet 主机上。
当然，我当时得到的这些结论都是从书本上得到的，实际结果如何，我是无从得知的，无论如何，我得有一台计算机，没有计算机，什么都无从谈起。
我妹妹借给了我一万五千元买了第一台真正属于我自己的电脑。
永远应该谢谢我妹妹，因为她的工资也很微薄，这笔钱她积攒了多年，是准备用于出嫁的钱。我答应一定将公司的第一笔收入用来归还她。
……
由于我的公司经营数据通信业务，很多专业知识与计算机和计算机网络密切相关，因此我从1995年年底开始认真学习编写程序，成了一名程序员。
我本人在大学里没有学习过计算科学课程，因此基本上可以说起点为零。
因工作所迫，我必须成为这方面的专家，为了这个目的，我付出了惊人的代价。
我首先试图学习 C 语言，因为 C 是开发系统程序常用的编程语言。C 语言本身很小，规则不算太复杂，但是 C 语言有一个特别让初学者感到困难的地方，那就是指针的广泛运用，对于没有硬件经验的人来说，学习 C 语言的指针就如同梦魇一般。
虽然我从1995年就开始学习 C 语言，但是真正能够熟练地使用它，却是在1998 年以后的事情了。
……为了详细解释这一原理，我创作了《C 语言指针的奥秘》一书（英文版名称为 Programming with C Pointers）。
1996 年时，我还学习了汇编语言，通过对汇编语言的学习，我真正了解到了计算机内部的工作原理。有了 C 语言的汇编语言的基础后，我开始学习计算机操作系统。由于 MS-Windows 之类的操作系统不提供程序的源代码，因此后来我选择了GNU/Linux系统作为学习的工具。
我还掌握了 Lisp 语言，但是这却是后来的事情了。
……
（2）自由软件
那段时间，因为有了网络这个工具，我开始天天上网去寻找信息资源，以让我的公司有稳定的业务开展。当时的网络规模还不大，但是可以使用的资源却不少。一天留意到有个人在发行一个新的操作系统，他声称是不向用户收任何许可证费用的，而且提供操作系统的源代码。
这个系统就是 Slackware Linux，后来我才知道应该叫 Slackware GNU/Linux。
全部系统需要三十张1.44MB 的软盘，我于是开始下载它。这一过程花了三天三夜才完成。
因为我的调制解调器（是电信局卖给我的，不买它，他们就不让你入网）只有2.4kbps。X.25网络的速度本来就慢，而且当时武汉市的市话网络还没有完全数字化，网络通话质量非常差，因此下载时如果时间太长，就短了，得从头来，非常讨厌。
最后还是得到了 Slackware，但是没有用户手册，只有几个简单的自述文件，这个系统实际上根本无法立即投入使用，于是我开始自己琢磨到底应该怎样才能安装上这套系统。这一过程花费了整整三个月才完成。不用说我当时在安装成功的那一刻是多么地高兴了！
（3）发行 SuSE
Slackware 安装困难，自己使用无所谓，但是用这样的系统去搞发行是不行的，因为我无法想象其他人也会有我这样的耐心去学习它。我开始在网上寻找有无更好的发行版本，将安装、配置之类的问题解决好。
后来终于了解到德国的SuSE公司发行的版本解决了这个问题，他们的方法很独特，就是另外设计了一个控制整个系统软件资源的工具，称为“YaST”。你可以通过它解决安装和配置上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发行版本是一个较好的版本，但是系统足有三张CD-ROM，因此依靠我的网络连接去下载是不行，即使下载了也还要去压制CD-ROM，制作CD-ROM需要先制做母盘，价格也不菲，少量的销售肯定是要赔本的，不如进口CD-ROM直接卖好了。因此我有兴趣发行它，于是通过网络与 SuSE公司联系上了，很奇怪，这个公司的总部在德国，但是中国用户却需要同他们的美国分部联系。当然最后还是确定了发行合同。
在签定了合同之后，根据合同，我应该购买一批软件试销。我又遇到了一连串的麻烦事，首先因为汇往美国的金额为三千美元，超过了两千美元就算大额汇款，……因此没有办法，我不以公司的名义汇款，改成以个人的名义汇，但是必须分成两次，每次一千五百美元，银行的收费费率很奇怪，每次有一个基本费用，加上按照金额收取的手续费，因此我实际上多付出一次的基本费用。
……
一个月后，武汉邮局通知我去提货，我按照通知来到上海路邮局提货，〔海关听说是软件，要求〕技术进口许可证。我一听就愣了，这种自由软件可以从网络下自由下载，为什么要技术进口许可证？
……
由于篇幅与题目的限制，尽管我们已经牺牲了洪先生很多丰富的内容、情感、侠义故事、理念宣示与文采，摘引也不得不因为长度而打住了；不过自由软件进入中国的很多方面在这里都给出了较典型的显现。之后及现在，洪先生以多种方式（学术的、理念宣传的、技术开发、网络与出版及社会工程等）宣传与推动自由软件，在中国自由软件界颇有影响。
接下来再简略地概述一点中国自由软件发展的一些有启迪意义的事实：
u 自由软件创始人斯多尔曼先生已数次来中国讲演、交流
u 自由软件和开源软件在中国蓬勃发展、普及
u 国家863计划中有了专注开发推广自由软件与开源软件的机构与网站：共创软件联盟。
u 国内自由软件的社团、协会、开发组织、用户组织、下载点、论坛等等，如雨后春笋，表征着巨大的发展势头。
u 最后，国家哲学社科规划办公室批准本课题的立项，也标志中国政府对自由软件运动的关注，是自由软件在中国走向深入与广泛的重要标志。
3.自由软件在中国：简要概括
（1）正名
到此，我们可以从一般地或宏观地意义上概括一下自由软件与中国的情形与意义。不过首先需要适当“正名”，“必先正名乎？”至少在理解上需要正名。因为在中国，当人们说到“自由软件”时，在很多时候是一个“混称”，指称并不很准确。在中国有所谓的“免费软件、共享软件、试用软件、开放软件”等等名目，其中有些是自由软件，有些不完全是，有些则不是。
首先，需要在理论上认识自由软件，这请参阅前面有关章节和本书附录的有关论文和译文，其中准确地说明了什么是自由软件。我们提倡据此对软件的“范型”进行正名。我们把自由软件、开源软件、私权软件（或商业软件）这样的范畴性名称的实体称为范型。明确区分范型将有利于中国软件的发展。自由软件中，左版软件应是主流。鉴于自由软件、开源软件都进行商业销售，因此“商业软件”这一名称的内涵并不清楚，若以此名称与自由软件对立，更会导致自由软件不能销售的严重误解，因此最好把传统的商业软件称为私权软件或右版软件。而现行的开源软件这一名称下，有些是自由软件，有些很接近自由软件，有些则不是自由软件。开源软件的状况比较复杂，有些是不愿意叫自由软件这个名称，有些是私权软件加入开源。我们认为，在广大范围基本无条件地开放源代码的软件才能叫开源软件，至于其内部的分类可能还需要时间下些功夫才能理清。
其次，在现实中，作为已形成的“流行”，国内目前所说的“自由软件”实际包括自由软件、半自由软件及开源软件（如前所述，“开源软件”这一名称之下存在“一锅烩”），即自由软件与部分自由的软件和基本无条件开放源码的软件。这样使用名称，无论在认识上及实际上都是不利的，但在这里为了简化表述，我们姑且兼顾这一流行用法，暂时容忍这一混称的另一个理由是，“自由软件”与私权软件完全不同或很不相同，即相对于私权软件来说，它们是新型的软件。由于目前关注软件的人很多是业界人士，其中相当数量的人士并不关心甚至不了解软件范型中不同的理念和社会意义，只是从价格、获用途径、维护与移植方式、市场模式等方面考虑，这自然也会把相对于私权软件的软件统称为自由软件——事实上，更多的人是想把它们统称为开源软件或“开放软件”。
（2）自由软件推动了中国IT
自由软件在中国总的情况是相当受欢迎，它的到来正是国人（主要通过宣传介绍而）渴盼因特网的时期，也正是电脑普及、发烧友大增的时期，尤其是它的低价甚至免费，它的开放移植性等，也包括其中的嗨客文化和精神，当然地会获得久旱甘霖般的喝彩。要知道，在笔者知道GNU／Linux的1998年，微软的WINDOWS售价是很多人两个月的全部收入，而GNU／Linux则极其低廉，有条件者也可以免费下载，还能自由修改、复制……
自然，也一直有怀疑、反对与嘲笑的声音。最主要的是非难它的理念，不认可它的市场前景。尽管这一年，国内到处开始唱着“电脑就是服务”的高调，但真正认识到IT将带社会深刻变化的人并不多。一句话，从传统商业的角度看自由软件，它就不可爱了。
开发者、应用者喜爱自由软件，加上较普遍的经济条件限制，很多网络建设得选择自由软件，这就有商机。如何调动出、改造出商机，是让相当部分国内业界人士颇费脑汁的事。机会来了，国外出现了自由软件的变种——“开源软件”。“开源软件”在国内比真正的自由软件走红更快，也更有人愿意主动宣传它。开源软件有一定程度的自由，也有相当程度的商业价值，它的“中庸、折衷、调和、‘实际’”似乎更能使各方面都皆较欢喜，于是被各行业大量采用。而在名称上，自由软件与开源软件在中国就混称在一起了——这在它们不同于人们见惯了的私权软件和“盗版软件”的情形下，有其阶段合理性，但是我们想指出，现在已到了有必要分清软件范型的时候了。
中国在短短几年间就出现了很多自由软件的产品或变种产品，出现了很多相关的协会、组织，有很多专门介绍、提供、评论、交流自由软件的网站与网页。大学的计算机专业的学生，几乎没有不“玩”自由软件的。
至少这几件事要提到：世纪之交之时，自由软件或开源软件引起了高级专家的注意，将其提到了战略高度；出现了政府关注，国家级的有关中心机构（如863计划中的“共创软件联盟”）及相关网站；出现了一批“国产的”自由软件／开源软件企业，具有强烈的产业化趋势。高级专家中，中国工程院院士倪光南先生很早就有的认识和呼吁，他认为自由操作系统是一个发展民族软件产业乃至IT产业的一个重要契机。这样的认识至今仍有巨大意义，不容忽视。
（3）自由软件对中国软件发展有重大意义
我们研究自由软件的意义之一，是要“为我所用”，于国有利。如前所述，自由软件已经在国内发展起来，应该如何接续？我们有必要予以分析、认识。
信息的高端作用已经充分显示出来了；
IT技术作为引领性的新生产力也已经充分显示出来了；
IT业（也影响扩散到其他行业领域）中软件是灵魂也越来越被认识到了
信息本身及其要求的共享、协作性质正被自由软件强力推到人们面前
正常的发展或者走符合规律与本性的直通大道，或者走因各种条件而来的曲折道路，这两种走法可能常常是需要交错结合的。这里较为宏观和一般地来谈谈自由软件对中国软件发展的意义。
自由软件作为一种新开发方式、一种新的高技术市场商品，引入进来，总的有利于开发的多渠道、多方式，有利于市场的竞争与消费者利益，有利于信息技术的推广与普及，也可以避免国外少数大公司在软件上的垄断——这符合“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大背境要求，符合“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大方针。
左版自由软件因其规则，虽然不能完全与直接解决信息安全的问题，但给予了学习、借鉴的更多机会，有利于我们这样的大国迅速发展软件技术，提供了掌握重大关键自主技术的更多机会。信息安全问题实质上是可以以多方式解决的，甚至是一个与自由软件无关的问题。
中国有很有利的条件把软件产业作为支柱产业发展。软件发展主要靠人才和开发环境，这两条正是中国的强项；自由软件这种成本低廉的、开放共享的基础平台，可以说是“天赐良机”，既有利于造就更多人才，也有利于承继性改造性和创新性开发，对中国软件的发展的作用将主要是正向的，吸取利用得好，价值极大。自由软件的低成本，将使我国的IT业少受资金短缺的限制，也能使其他行业加快计算机化、网络化，更好地实现技术创新。自由软件不仅能促进我国的电子商务及电子事业，并将在我国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整体战略中发挥巨大作用。现在需要的是就此取得认识，制定规划与政策，形成一种有特色有效率的综合推进机制。
自由软件有利于我国的软件教育和和人才培养，除了前述的学生们对自由软件的学习应用外，中国有相当多的甚至高层次的教育网采用自由软件（或其变种）进行构建本身就是一个证明。它的低成本，易传播、能解剖学习、能进行适应性移植改造、网络性与协作性等等优势，可以构建新的更高效的教育与培训基础平台。这些优势也对科研机构有类似效果。应该充分考虑如何利用自由软件建立使中国软件在开发和与人才造就上更加能产的基地和园区；同时也惠泽广布于普通教育。这里顺便一说，相当数量的人不愿理睬自由软件的重要理念，而现今白热化的IT或软件人才争夺战正与此有关，国内以“超高薪激励”为主的软件人才发展道路的话，恐怕就是中了双刃剑中伤已的那一刃；而强调多用自由软件及其精神（当然还要加上中国优秀文化）培养软件人才的话，也许真能“涌现”人才而不是“竞买人才”。
自由软件的“普遍低利润化”（或者说，“应用低成本化”）经营模式，已经冲击并改造着传统的市场，虽然短时期中能接受的公司不会很多，但有眼光的公司会加入经营，其中的商机和市场无处不在。红旗Linux和其他一些自由软件公司的成功经营只是很初步的例子。在中国，强调服务与应用将更加能获得一种多赢的市场效果。在市场更多地引入自由软件，有利于规范市场秩序、打击盗版和恶性垄断、扩大市场规模。低利润是相对的，高利润追求则往往适得其反，可以说我国的硬件业很多门类已经步入了低利润时期，某种程序上，这是带投机性的、重纯流通商业经营的必然后果。而自由软件中的“重视开发与服务、面向用户与使用”这两条恰恰正是真正的商机所在。同时，自由软件能带来规模效应，因此，现成的自由软件经营、或汲取其精华而形成的新经营模式将有很大的市场前景。
IT业的层次与领域日益精深，向其他领域的扩展浸润也很迅速，这一过程中，我们如果抓住自由软件，容易找到“位于同一起跑线”的增长点。这也许超过有点带经济奇迹的“VCD热潮”，例如倪光南先生强调的嵌入式系统－产品就是现实思路之一。
由自由软件分化而来的“开源软件”，对中国软件的产业发展也具有特殊的现实意义，这需要一套综合的产业化方案，我们的课题研究及其专著中将为此作出努力。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提请注意，开源软件在中国的现实性，不是建立在与自由软件的对立上，而是建立在对自由软件的基本支持上。必需切记：唇亡齿寒，鱼蚌勿争。
自由软件运动倾向于这样一种设想，即结合国家、市场、开发－用户－管理、社域、企业、（官方、半官方及民间的）文教科研机构、（自由职业者或兼职的）个人等各方面的积极性，在法制、专项税收与使用、市场、计划调控等综合作用下，把软件产业作为一种公共事业加以推进。很多编程人员可以成为国家或国家代理机构或混合体制的项目机构的雇员，进行有酬编程，也可以自由或兼职身份在市场及服务中获取有酬回报，还可以进行大中小型各类项目的协作与指导支持。我们认为这种思路值得考虑，国外IT业发展，都离不开政府行为（并非都是坏的）、宏观调控、市场、“群众”创新等综合协调作用。在今天已经很清楚，IT业直接表现着综合国力，没有国家力量以合适而有力的方式涉入是无法高速发展。举一个方面的例子，随着IT发展与应用，政府采购将越来越多，这直接涉及到软件范型和中国软件的发展；这不是一个虚例，今年（2002）早期，当北京市政府准备采购系统软件时，微软公司的头面人物之一不惜亲自出马，针对竞争者红旗Linux公司而向国家有关部门“进言”说：不要买自由软件，自由软件是病毒；事情发展到这种诽谤的地步，可见软件范型竞争的激烈（其中的含义也极深刻），和国家作用的重大。自由软件的成功也得益于一种“群众性编程运动”，并且是高级专家－一般技术人员－爱好者与用户这样一种较有序的结合，这里面也有可以汲取并加以改造提高的经验。对这些东西综合地加以吸收改造，结合我国的社会主义优势，可以设计出我国软件产业跨越式发展战略性规划与政策。
自由软件不仅在中国大陆有影响和有较好的发展，在台港等地也有发展，在海外华人中也很有相当影响。因为交流较少，资料不足，无法比较分析，但是通过网上查询，可以看出台湾地区的自由软件发展似乎更为广泛，并且有层次有领域的进行着开发与应用。
自由软件运动中的哲学理念、理想与道德诉求，与私权软件的理念相比较，应该是更向前看更为先进的一种文化。对此进行汲取、改造并在实践中取得成绩，可以充分体现我国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证明真正走向“自由、协作、共享、造福社会”的软件区域在世界何处。红旗LINUX的孙总的看法很有远见：有些发源自国外的东西（如自由软件）反有可能在中国搞成功。而与国际自由软件及其他类似活动进行有条件的呼应，则有利于反对信息及知识霸权主义的国际斗争。
三、自由软件与中国软件产业的现实发展
（1）“实际”问题
国内对自由软件的反对意见，主要是认为它不“实际”。因此，我们在这里尽可能实际地来谈一些有关问题，最后把话题和内容转到“以发展开源软件主导中国软件发展”的研究报告上去——这恐怕相当实际了。
认为自由软件“不实际”，大概在这些方面：
自由软件有超出技术层面的社会意义，如自由、协作、共享、社域等。国内似有一种潮流：只关心技术、成果、利润，之外的事懒得想；而斯多尔曼在技术之外却要批评“现在，人们不关心人类的长远利益”。
自由软件强调自由（尤其对自由复制），容易“惹恼商业”，也会限制自己的商业
自由软件有强调“低”价格和“低”报酬的意思
左版和GPL限制了继发的商业利益，也包括不利于信息安全这样的理由
这些看法，有的是有误解，有的是偏见，尤其是立足于所谓传统或“主流”的偏见，看不到IT自身及其带来的综合变革。《GNU宣言》中，斯多尔曼先生在回答对自由软件的商业前景时说道：那些高喊市场原则的人为什么不让市场来评价呢？自由软件的推行的原则是：合法，市场竞争，民主政治的言论自由，社会道德。它并不压制其他软件范型，是靠市场和用户说了算，在这种意义上，本来不存在“不实际”的问题，因为“不实际”差不多总是跟强行限制有关。但是要在“自主产权”的角度，战略性地专门谈及技术－产业－市场－经济问题时，这里确有一个现实实际的问题，即“实事求是”的问题。
“你看，你不也得回到实际来，回到开源软件甚至私权软件来？”，否。这与抛开甚至抵制的“实际”完全不同，这是立基于自由软件之上，支持和发展自由软件之中的“实际”。这不是彼消此长，势不两立的“实际”，而共同良性发展，切实加速产业发展，并逐渐扩大对自由软件精神认识的“实际”。区别清楚这两种“实际”，在思想上和实践上都会有重大作用和影响，甚至关涉到产业实践的成败。
对于私权软件范型，只要合法，当然要支持其发展，这是市场经济的现实要求，这毋需多说；这一态度同样也适用于各种软件范型，如自由软件和开源软件（或其他会新兴起来的软件范型），按市场经济原则进行优胜劣汰，由用户即消费者决定选择。对于纯粹观念的分歧，可以在观念领域去争论，确实有现实冲突，也须依法依程序处理。但是，若要说只发展或只重点发展私权软件，其不利与不现实（例如，我国要从头发展私权操作系统就不太现实）是相当明显的，这也不用多说。不过，我们的焦点是在国外私权软件明显强大、限制很多、内幕深沉、兼并倾销，而我国软件业（包括私权软件）有明显差距时，如何利用机遇进行跳升发展。很明显，利用自由软件和开源软件就是这样的机遇，同样地，因其合法，因其对发展更有利，还因为它们受到私权软件的压制，因而应该特别地大力支持自由软件和开源软件的发展。
对于这个焦点，有共识的倒也不乏其人，但依然是几乎都认为自由软件“不实际”，好象只能由开源软件独自担当此重任了。然而事情不是如此简单。我们认为，必须同时大力支持自由软件和开源软件，即使是更侧重于开源软件的现实利用也应如此，即只有支持自由软件，才能更好利用开源软件。
（2）“实际”之一：自由为体，开源为用
开源软件的活力在开源，而开源的根源、真正的伦理基础和法理基础却在自由软件。
开源是由自由软件发起（或者是最早期开源的独立继承者）与倡导的，而且开源是自由软件的一个不可分的条件。开源软件只突出了开源这一点，但其根源是在自由软件，这也包括开源软件的一些重要产品很多就是或起源自自由软件，或者是违反了自由软件规则的半自由软件。当然，后来很多私权软件加入进来，它们可能是开源的私权软件，也有可能会向自由软件接近。开源看上去已经是一个巨大的进步，而且好象更为实际，更少利益冲突，但是，不能数典忘祖。人们会发现，自由软件与开源软件常被混称的原因之一就是它们原是同根，大量的爱好支持者即拥护群体中并不是开源派的话语代表们认为的那样，是不喜欢自由软件的人，我们认为，可能情形恰相反，很多人喜欢开源软件实际也是表达着喜欢自由软件，是因为它们与私权软件不一样——而这种对立正是自由软件带来的。至于有些开源者提倡的把自由软件改称开源软件（即完全遵守自由软件规则），则只是文字或名称游戏，还是只能说明开源软件离不开自由软件。开源软件摇摆于私权软件与自由软件之间，就其社会意义来说，远不如自由软件能说明与揭示问题，无论是它的“实际”还是“策略”都已被自由软件包含。私权软件对开源理念的“青睐”和靠拢，正是由于自由软件的冲击和想抵销与分化这种冲击，当然也由于它们自身间的严酷竞争；一句话，没有自由软件冲前锋、打底子、改变软件暴利格局，就没有开源软件的兴盛，因此必须看到压制自由软件的实质也是压制开源软件。不过，从快速发展我国软件产业的现实要求来看，开源软件的摇摆性、模糊性增加了我们的可利用度，但这不需要压制自由软件，而且，还应该给予一定的鼓励支持，只是在某些阶段和方面，我们较突出开源软件的开发引导作用。
即自由软件的最大威胁是什么？据自由软件创始人的看法，最大的致命的威胁是美国联邦立法不准许自由软件，或者强力准许严格而通行的软件专利、保密、完全禁止自由复制等等。因而自由软件也正在努力争取避免这一结果。这一结果并非是与我们无关的事，反倒很可能是极为有关的事。如果自由软件不合法，开源软件被很快或逐步取消就相继而至。尽管目前看来，开源势头似乎不可逆转，那不过是大私权软件面对自由软件发起的“群众运动”而又无“法”可施的情况。只要有了严格而彻底的“软件产权”，仅“必需加密否则违法”，甚至哪怕是“只准有条件有协议的商业开源”这样一条就可以致开源软件于死地。能不能只准许“开源”呢？这是幻想（甚或这还具有叛卖性），这是对产权体系尤其知识产权体系以及商业体系的不了解（这恰恰是不实际），开源只是一个必要表征，但想局限与停留在这个表征就会什么都没有。而自由软件的确立，则可以从法理、开发－用户群、公认道德基础、多元市场等重要方面保障开源及其应用与分化。从开源软件出发去压制自由软件，不仅不明白唇亡齿寒的道理，且基本就是从重从快自毁。我们建议，我国在软件产权领域实行多元化（即允许右版、左版、“开源”、彻底放弃版权等，各范型软件均予以合法化，但建立良性的竞争秩序），（暂）不实行软件专利（即使美国甚至欧盟实行也可长期拖延不实行），这样做，从根本上有利于我国软件业的快速发展，也符合真正的国际潮流，赢得广大开发者和用户以及社会的支持（一个明证：近期巴黎国际会议通过了不得将人类基因信息专利化的条约）。
还有一个国家信息安全问题。（商业）私权软件无法消除信息安全隐忧，这已经很清楚，而且私权软件也不准许和难以进行安全改造的操作（据说，有北约国家找美国私权软件公司定做软件，但这并不能消除伙伴间的疑虑，而且这也不可能是我国要选择的方式）。业界很多人也认为自由软件及其规则（不得加密，必需开放等）也无法保证信息安全，同理，严格意义的开源软件也无法保障。寄希望于重头开发某种受控制的“私权系统”不是完全不可行，但至少需要相当时间，不能整个产业都等待，而且安全问题的范围与要求是参差不齐的，要求并不相同。至少，自由软件提供了“学习与借鉴”的机会。即使是现成利用或基于自由或开源的软件生成的系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开放比不开放更安全，这个道理很接近“国家导弹防御系统”比“无防御系统相互核查”更不安全更不安宁。倪光南院士在参加本课题组主办“自由软件与中国软件产业研讨会”时的发言说得很清楚：商业软件里面有什么名堂，你不知道，也不让你知道；自由软件和开源软件是开放的，人们也了解，里面有什么增减改变，马上就知道了，就可以处理。不过，我们仍然强调，信息安全问题肯定涉及到加密和控制手段，这对于利用自由软件与开源软件进行发展，确实形成了一个难点。但这个难点不是不能解决的。在后附的研究报告中还要进一步探讨这个问题。
在大致说明一些问题和看法的基础上，我们可以转向自由软件与中国软件发展这一现实问题了。这方面的分析探讨、说明、构想、探讨等，请参阅本专著附录的研究报告《自由软件与中国软件产业发展——开源软件产业化方案》。作为主要探讨自由软件社会意义的本专著，在此问题上的原则性看法是：“自由为体，开源为用”；在支持与适当鼓励中国自由软件的同时，启动开源软件（及以开源软件为开发引导的）产业化工程，同时大力发展各范型软件，包括中国的商业软件；以自主研发和自主产权为核心目标，迅速推动中国软件质、量、类的提高与国内外市场的扩张。
〔说明：作为本章的重要接续与补充且有血肉关系的，是本专著附录中的研究报告，敬请参阅〕
[*] 本文为《从信息哲学角度对自由软件运动的综合研究》课题成果之一，作者为李极光、贾星客，200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