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软件运动综论

作者：“从信息哲学角度对自由软件运动的综合研究”课题组                 

执笔：李极光   贾星客              

一、前言

IT（信息技术）的发展——其代表是计算机网络的全球性铺展——直接推进着全新的生产力革命，以IT为引领的高科技作为高端生产力重构着全部生产力体系，拉动着社会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生产力的这一革命性发展的后果，必然导致社会关系的全面变革。IT并不是对传统技术的一般叠加、也并不与传统体制协调发展，尽管它也被当代资本主义当作“伟哥”进补——以图成为“信息高速公路、知识产权”时代“永葆青春”的“信息资本主义”。但是，信息技术的发展实质上更反映了、代表了深刻得多的客观规律与历史规律，并潜藏着加速这些规律现实表达的巨大能量，它在发展过程中表现的另一面是有力地反抗对它自身的种种歪曲利用。尤其在IT的软件领域中，出现了极为值得关注的反叛表现。计算机及其网络的软件，作为某种固化的一般人类本性与知识，正在日益成为社会各方面各层次的普遍基础。软件不仅是IT的灵魂，更在生产力系统与社会信息化的高端反映着、并直接体现出社会关系的深刻矛盾，与社会寻求矛盾解决的历史要求。

电脑软件是信息的一种高度发展形式，正在逼近触及、揭示与掌握着宇宙及社会的信息本性及其进化规律。一些原来在传统生产力基础上纠缠不清、理解不顺的现象、关系、规律、原则等，正通过软件、软件技术、软件的应用与网络化扩展，而被予以更高的“自然抽象”而凝炼简化，正被明晰直观与现实具体地呈现出来。这种自然抽象与理论抽象的结合，更加深刻地再确认着：社会化规律在激烈的矛盾冲突中，加速地、强烈地要求着整体直接呈现。我们认为世纪之交出现的自由软件运动，正是这种历史要求的一个有力佐证，正是这种时代性变革的一个典型表征。

社会化自由协作是宇宙信息本性的社会表现，是信息进化规律的必然趋势。作为信息哲学理论中揭示的“自然抽象”与“自然方法论”过程，自由软件运动正在把这种社会变革的矛盾与斗争更加简明、现实、集中地表现出来，并证明了社会化与资本的峰面对抗在当前正表现为信息与资本的缠斗〔参见拙作《论生态问题的信息哲学基础》，2000年《云南师范大学学报》第6期〕。自由软件及其运动直接具体地表明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加剧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固有内在冲突，现实地提出了解决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与源矛盾的问题，激发与推动着进向全新社会的变革，并为这一变革提供着更加丰富、现实与成熟的硬、软综合条件。不论自由软件运动的主观意愿以及人们对它的理解与态度如何，对它的科学研究都将揭示出，自由软件运动的实质是在新的生产力水平与新的时代，再次确认与更加激发社会化自由协作这一历史规律的紧迫要求，并更清楚地展示与启发这一规律实现的途径、过程与方向，并为丰富与发展认识这一规律的理论学说提供了启示与营养。

自由软件运动几乎是伴随着“信息资本主义”出现的重要社会现象，它有着以高端技术改造社会的强烈愿望，但它由于本身的自发性，再加上资本对它的压制和歪曲利用，使其具有一种“优化资本主义、发展技术应用，实现美好的公正的理想商业社会，自由共享协作，追求人的发展”的特性，但即使就此而言，它也不乏可研究、借鉴之处。但本文将要证明的则是，自由软件运动这种全新的社会现实的实质是有助于揭示直接而全面的社会化变革这一客观历史必然规律。这一运动的深层本质、其矛盾进程、其原则的彻底推广、其带来的影响与启发，都将造成对信息资本主义的冲击与反叛，从而广泛有力地推动一种进向全新社会的变革。

二、自由软件

自由操作系统的轰动

1983年，一位美国软件工程师，本着对“物质对象时代”已经过去和“后短缺时代”正在到来的新认识，按着技术发展所要求的软件公权、自由、共享、协作，以及适应社会新发展的道德要求——如圣经“金箴”中主张的“已所不欲，勿施于人；人之所欲，一同共享”的理想，对版权、信息私有权的“社会递归”发展考察，更出于对软件及有用信息方面私有产权的厌恶，在软件领域发动了GNU工程，全面开发推广自由软件，号召与推动“开源”，开创了全新的“版权”——左版(copyleft)，引发了“以技术手段改造社会”的自由软件运动。

1991年，一名芬兰大学生，为自由软件运动提供了至关重要的产品成果与技术支持——自由操作系统[1]的内核Linux，该产品采用了GNU工程的技术成果，同意左版规则，因而产生了第一个至关重要的龙头自由软件，一种自由操作系统：GNU/Linux。早期它完全免费在互联网上发布，谁都可以免费下载并自由地使用与拷贝传播（现在也仍有免费获得的可能）。它是“开源”的，即它的源代码（软件程序的原始文件）是完全开放的——而这在商业软件中却是完全或部分不公开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地了解和修改，包括修改其底层结构即基础和核心部分，使其适合于自己的特殊需要。GNU/Linux的出现让自由软件一下子名扬天下，并用事实回答了对自由软件的种种责难与反对，打破了一、两个私权软件在微机操作系统上独霸天下的格局。

GNU/Linux的出现，顿使自由软件声名鹊起，在世界范围刮起了旋风，技术上不断发展，市场上强劲扩张，网络中盈得大量用户，让一批人与公司暴富，让IT界的老牌劲旅刮目相看；技术发展中国家的人士将它视为赶超良方；其发展直逼软件霸主微软公司，大有“敢把皇帝拉下马”的架势……

接着，一些商业公司（例如，靠自由软件起死回生并市值狂升的红帽子公司），开始按一种“自由新版权”——左版的GPL规则来经营GNU/Linux及其他自由软件。GNU/Linux也同时加速促进了自由软件运动倡导的“开源”运动。所有原先对自由软件恨之入骨又装着不屑一顾的公司与人士，再也不得安宁，再也不敢小觑自由软件，很多私权软件公司也唱起了“开源”的高调，有的也含含糊糊打起了“自由”的旗号。

GNU/Linux是自由软件的一项极重大技术成果，它使80年代起就在努力的GNU自由操作系统得以实现。它大大扩展了自由软件的影响，几乎成了自由软件的代称。不过要看到，它只是自由软件多年努力的一项成名作，而且，开发一种与Unix兼容的自由操作系统以及开放源代码等具体技术目标，早就写入了《GNU宣言》，因此不管从技术上、观念上，还是从GNU/Linux本身是一个自由软件等方面看，GNU/Linux的源头都是GNU工程。

GNU工程

1983年，斯多尔曼写下了旨在以自由软件恢复自由协作精神与社域的《GNU宣言》，1985年3月正式发表于《多博士》杂志，这个宣言实际上是自由软件运动的宪章。1984年他正式开始了GNU软件工程的编写，同时组建了“自由软件基金会”（ FSF，Free Software Foundation），既作为工程的开发与筹资企业，也实际上是自由软件运动的教育宣传推广组织。1989年，自由软件基金会发布了一种“新版权”：GNU GPL（GNU General Public License，GNU通用公共许可证），用以保护自由软件运动的进行与推广。

《GNU宣言》中写道， “GNU工程是恢复早年的计算机共同体协作精神的一种方式，私有软件的所有者设置障碍，破坏协作，我们要消除这种障碍。”宣言以新时代新要求为依据，解释误会，批驳责难，宣布发起GNU工程、开发与推行自由软件。

 “GNU”的意思是“角马”，但又是“GNU's Not Unix”（“角马不是尤尼克斯”）一语的缩写，而缩写词又递归地返回到主词与总名GNU——“角马”。（注[2]），角马的图形很多时候也成为了自由软件运动的标志，但在正式场合，GNU只作为一种缩写，而不强调其“角马”一意（注[3]）。但这种独特的取名方式表明了软件编制的相互继承和总体协作的关系，也表现了嗨客们精湛的编程（计算机程序编写，后同）创造力与幽默感极强的乐观精神，另外，这也代表了一种与上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社会中反叛风格大有关系的、在信息时代更加发展的“IT文化”，尤其是“嗨客文化”。GNU这个名称有着强烈的反叛色彩，成为自由软件运动的标志与口号，反映着运动的性格和风貌。

操作系统对于整个计算机系统的应用关系巨大，它是管理其他软件与系统运行的基础软件，所有的应用软件都受制于操作系统，如果没有自由操作系统，自由软件运动的开展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因此，斯多尔曼在一开始就把GNU工程的首要重心置于自由操作系统的开发：“必需先要有一个自由操作系统”，其所取代的对象自然是当时最大的非自由操作系统UNIX。在取代方式上，GNU工程采取了与Unix兼容的技术定位，一个原因是UNIX技术成熟，由不同的组件、单元构成，如果对不同功能部分逐一取代，然后添加新特性，就能减轻开发难度，缩短开发时间；另一个原因是UNIX用户众多，开发与UNIX兼容的自由操作系统，能够让原UNIX用户能快速方便地迁移到新的自由操作系统。一旦有了功能齐全的自由的操作系统，就可以形成一个自由软件的应用与开发环境，不论是推广者还是用户，都可以拥有一个生成与运用更多自由软件的基础平台。斯多尔曼的这一选择定位准确恰当，但在进行上却因为种种原因而较为缓慢，除了大量宣传教育工作缠身外，斯多尔曼初期的具体开发点是在操作系统的编译程序上，而不是使操作系统马上可初步应用的内核（kernel）上。但是，在自由软件精神的影响下，Linux内核出现了，由此产生了GNU/Linux自由操作系统，这使GNU工程的技术构想有了突破性的发展，急剧地扩大了自由软件的影响。除了GNU/Linux外，还出现了其他的自由操作系统，而自由软件基金会仍在继续完善自行开发的“GNU Hurd”操作系统。

除自由操作系统外，GNU工程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还包括各种工具以及不断增加的应用软件等，实际上是要涵盖Unix领域直至整个软件领域。

GNU在开发自由软件产品这个具体目标之外，更重要的宗旨是作为“终结一种社会的一个技术手段”[4]，是开展一场恢复早期麻省理工人工智能实验室共享协作精神的斗争，是建设某种理想社会的社会工程，是提供消除因软件私权导致的社会腐败的战斗武器，是送走“物质对象时代”、迎接让社会与生存状况变得更美好的“后短缺时代”的载体。GNU的这些宏大目标，全都都将通过推行自由软件来完成。

什么是自由软件

斯多尔曼定义了自由软件必需具备的四个缺一不可“中心自由”，具有“中心自由”的软件就是自由软件：

“自由0：为任何目的运行该程序的自由；

自由1：研究该程序是如何工作的并为您的需要而改编它的自由；为此目的，可获取其源代码是先决条件。

自由2：再发布复制品以便你能帮助你的邻居的自由。

自由3：改良该程序，并向公众再发布你的改良版本，以使全社会受益的自由。为此目的，可获取其源代码是先决条件。

概括起来，就是使用、学习、发布、改良软件的自由，如果一个软件的使用者拥有全部这些自由，该软件就是自由软件。”[5]

这就是自由软件基金会定义的自由软件，其对立面则是私权软件或者商业软件。私权软件的特点就是有传统版权、有专利、有商业保密甚至特别的加密、有商标权等，也即被赋予了限制复制、使用和修改源代码等限制用户的垄断性权力。

自由软件是一种新型的技术产品与市场商品。私权软件当然也是产品和商品，但私权软件本身并没有“使社会受益”的固有目的，其直接目的是赚取尽量多的利润。因此这两种软件实质上有着尖锐的对立，是一种斗争，但斗争的方式主要是通过用户选择和自由公平的市场竞争来展开的。

自由软件是一种新的开发模式和新的技术标准。它向全体支持自由软件的编程人员开放，欢迎一切愿意又能够的人士参与开发。由于它的开放性，使它极易于维护、修改，保持着高水平和高质量。自由软件的开发总的来说是低报酬的，它以软件开发自身固有的魅力和创造性乐趣吸引广大开发者参与。自由软件的强势发展说明了这种“群众性”开发的优势。

自由软件构造了新的商业与市场模式，这种模式以“使用第一、用户第一、市场主体独立平等交互协作”为宗旨，这具有比一般的消费保护更为深刻的意义。由于其特殊的开发与推广方式，其总的趋势是低成本的、低价格及相对低利润的，但却又是高效益高质量的。这种新型商业模式全面改变了产品研发及市场的规则、结构、渠道和运作等方式，强烈地突出了支持服务与使用导向的功能。在自由软件导致的新型开发、传播与商业模式中，大大降低了无谓的浪费，让社会与使用者或消费者极大受益。

自由软件产生于网络，发展于网络，网络直观地呈现着共享协作与交流，自由软件的开发、推广，它的社域，它的理念与精神都离不开并表现于网络。自由软件与网络的结合不仅预示着一种真正可行的电子商务与电子事业，也促成着社会结构与社会交往的创新。

另外，自由软件的“自由”并不只是停留在一般的自由使用、复制、修改这一层面上。斯多尔曼在法国的一次讲演中，把“自由”与平等、博爱相提并论，在GNU宣言中，他表达了一种对即将到来的、自由的人自主活动的“后短缺社会”的憧憬。因此，我们认为自由软件的自由，有着自由协作的社会理想，具有“文艺再复兴”与“技术人文革命”中“人的自由”的含义。而在新的信息时代，这种趋势中包含着研究与实践社会如何向自由王国迈进的哲学意义。

正确理解自由软件

自由软件由于表达和理解上的差异，也由于错误的翻译，更由于来自传统观念的曲解，使很多人产生了认知上的混乱，不仅导致误会，更成了责难与反对的理由。其中关键的问题有三个：自由与免费、自由与盗版、自由软件的开发与生存。

自由在英文中是free，免费一词在英文中也是free，这是把自由软件误会为免费软件的一个语词原因。自由软件的发起人在很多文章和讲话中，清楚地解释了自由与免费的区别，即free涉及的是自由，而不是一个有关价格的问题。另外，自由软件在分发与推广上是双模式的：可以免费共享，也可以商业买卖。自由只是对使用、复制、修改而言，并不保证免费获得的“自由”。自由软件有可能免费获得，例如从网上下载，与邻居和朋友分享——双方自愿的自由复制等；也可以付费获得，付费可以是低廉的但也可能不便宜。作为商业经营中的产品，自由软件主张以成本为定价基础，倡导低费用，而作为支持服务与额外服务，则是尊重用户基础上的市场定价。但由于在基本属性（尤其自由复制）上有免费获得的可能，商业性自由软件的费用总的来说大大低于私权软件。同时，FSF的自由软件坚决反对强迫用户为其产品的使用、复制、修改付费，并以“左版”方式提供法律上的保障。因此，自由软件决不是免费软件——在内涵上绝对不是，在市场价格上不完全是。一个软件即使是免费的（如广告性的赠品），但如果没有“中心自由”，就不是自由软件，相反，一个软件即使是付费购买的，但只要它有中心自由，它就是自由软件。当然，自由与免费问题有一种纠缠，就如斯多尔曼本人，在一些文章中，认为自由软件可以免费也可以收费且不一定收低费，也强调这种收费只是为了保障自由软件事业发展的必需（包括保障程序员的生活），不同于私权软件对用户的限制；而在另一些文章中，又认为，不在软件上放一个价格对社会更好些。因此，自由软件不免费首先具有策略的意义，在现行市场机制下，要保证自由软件进行的起码条件，一定的收费是不可避免的，除非得到国家和社会的完全支持——而这也是自由软件运动一直在努力的一个方面。

把自由软件的“可以自由复制”这一点理解为“合法盗版”也是原则性的错误。不可否认，盗版活动鱼龙混杂，不排除有些盗版活动带有不满信息霸权主义和吃大户的渲泄情绪，有时候也弄不清究竟谁是真正的大盗版者。但根本上，自由软件与盗版风马牛不相及。把持有者与接受者在双方自愿的情况下，对业已声明的、有效的自由软件进行自由复制这种自愿分享称为“盗版”是无稽之谈。盗版，只能是针对不准分享的右版即传统版权的非法复制、尤其是牟利性非法复制，因此盗版与私权软件完全是难兄难弟。而全面推广自由软件倒能彻底消灭盗版。自由软件本身是一种迁升，不仅全面提高了竞争的水平、范围、方向，而且使自己跳出了传统版权的窠臼，把市场分成了两大块，一边是盗版与右版的冤冤不解，一边是自由软件的净土。

自由软件的责难者和反对者的又一个理由是：因为自由软件免费（这已经是一层误解），所以程序设计师们将没有报酬而会饿死；没有了金钱激励，程序员们将失去创造力；没有经费，自由软件将无法维持开发与经营，例如无法打广告，等等。这除了传统体制的固有思维定势以外，还反映出了一些私权软件公司高薪争夺与囤积“信息人才”的深层动向。对于编程方面的问题，斯多尔曼认为说程序员会饿死是危言耸听，是基于私权软件的预设。首先，自由软件并不是完全免费的，其次另有多种方法可以收取服务费用。他认为，以高薪囤积程序员与为高价囤积软件，都是一种社会性的巨大浪费，都是对社会、他人及囤积者自己在物质与精神上的伤害。

斯多尔曼有一些值得注意的设想。他认为自由软件不会使程序员丧失报酬，人们是十分愿意回报有用的好东西的，只是与私权软件开发体制相比，他们的报酬会降低；如果消除了高薪与囤积体制的恶意诱惑，不仅不会影响程序员的创造力，反而还会消除社会浪费，提高编程的社会生产力；编程工作的独特内在魅力和乐趣以及社会对其贡献的赞誉，都将激励他们的创造力，而创造力本身又是一个激励因素——发自主体自身的自激励因素。这里，斯多尔曼接触到了信息资本主义的控制、囤积、炒作、诱惑与浪费性奢侈性“激励”等问题，也触摸到了信息社会带来的社会与主体变革问题。

斯多尔曼还倾向于设想让软件事业成为一种社会公共事业，通过征税方式，以国家、社域、个人、学校、科研机构等的综合力量，以民主、规划与市场结合的方式进行开发与推进，程序员则可以受聘而有酬编程，也可以提供各种服务从市场获得回报。综合斯多尔曼的一些讲话，可以看出他主张程序员只需要健康适宜的生活报酬，并在贡献社会与表现创造力中得到乐趣与赞誉，他反对奢侈豪华的“激励”，而实现这一点的办法则是在现实中卓有成效地推行自由软件，使其成为气候。至于自由软件的经营，当然是在市场上公平竞争，探索自己的经营之路，对于这方面的责难，斯多尔曼的回答是：“为什么自由市场的鼓吹者不想让自由市场来决定这类事情呢？”[6]

对于对自由软件的误会、疑虑、责难与反对，自由软件运动一方面是进行大量的、不懈的宣传教育，另一方面就是实际上加以发展、推广与传播。目前看来，这两方面都取得了相当成效。自由软件运动的有效开展则得益于新型技术人士的发动与推行。

三、自由软件运动主体

软件是信息技术的高级产物，是信息的一种高级形式，是信息化过程的高端代表之一，是人的智慧与知识的社会化凝结，是人的本质的积极体现。现存社会一方面试图掩盖与歪曲利用软件的这一本质，试图把它拉入传统商品的队伍，但信息本性决定的软件化趋势表现了更为明确的、不可阻挡的社会化变革，软件在自身的技术产出之外，还必然有社会产出——造就承担变革活动的主体：重现人性本质的人及新型社会主体力量与社会结构形式。

理查德·斯多尔曼

自由软件GNU工程的倡发者是美国程序设计师理查德·M·斯多尔曼。自由软件与GNU工程的摇篮则是斯多尔曼认为的理想人生状态之地——充满共享协作精神及嗨客文化的早期麻省理工学院人工智能实验室。

理查德·斯多尔曼（Richard Stallman）的名字与自由软件紧密相联。他是一名美国软件工程师，1969年开始在纽约的IBM实验室从事程序编制工作，后又在一所学校的计算机科学系工作一段时间，再之后，进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人工智能实验室（MIT AL Lab）。而麻省理工学院人工智能实验室的经历，对他最为重要，成为他作出人生抉择，发起GNU工程推行自由软件的直接动因。

斯多尔曼把在人工智能实验室工作的年代，称为计算机“真正的早期”，他在那里经历了从没有私权软件或商业软件到它们产生出现的重要历史时刻。那时的程序员及计算机工作者们受雇于学校或国家的研究项目，满怀热情地进行工作。人工智能实验室中充分共享的风气、嗨客及其文化、私权软件的出现、私权软件对技术发展带来的严重阻碍与道德伤害等，对他的人生之路发生了巨大影响。

在人工智能实验室，斯多尔曼痛切地感受到软件领域中私有观念与软件发展的矛盾。他深切体会到，软件工程本来是集体的协作，而私有观念及其制度化的东西，诸如专利、版权等，则阻碍这种协作。他真切体验到无私的协作精神的重要性。那里几乎没有专利、版权、加密等观念，程序和文件放在网络中，“就象自由获得空气一样”（注[7]）为人们所共享，人们自由地使用和修改；外来的电子邮件，不管是给谁的，大家都可以阅读，无论什么人有了技术上的困难，谁都可以来帮助；终端也是属于每个人的，“如果某个教授把终端锁起来，办公室的门就会被砸掉。”

那时，美国的软件工程师们大多是为国家项目进行系统性的工作，把计算机系统资源作为自由的公共资源是一种普遍现象。他们作为一个集体为总体目标而协作，个人设计编制的程序只在总的工程中才有价值，只有协作才符合并体现系统的“整体突现”原理。那时的软件还没有独立地成为重要技术要素，也没有大众需求的市场因而不是商品。这是自由协作精神在早期计算机实验室里能够充分存在的直接原因之一。这种情况下的协作表现，看似一种“特例”，但实则已表现了一种“普遍”，它不仅是一般社会化规律的执着表现，更是自由协作在信息时代发展为技术可行的直接要求。斯多尔曼正是摸索到这种从特殊到一般的具体抽象并予以坚持的人士之一。在现今更为普遍的计算机网络中，协作性受到了程度不同的掩盖并被强制打了“折扣”，消除这种共享范围与要求更加强大的“普遍”中的“特殊”，正是自由软件的一个重要功能与使命。

斯多尔曼关注的基本是软件领域，但他赞许过哈佛大学计算机实验室早期的公共源代码制度。这实际也意味着，那时的协作也包含公共的硬件资源与信息资源的共享，以及保障共享的自由公开体制（如协议、标准、规范及编码等制度）。

嗨客

斯多尔曼把MIT AI LAB中具有相同共享精神、为人们与社会提供有益的使用产品而发奋热情编程的伙伴们称为“嗨客”（Hacker），而他本人自然也是一个早期嗨客，这使他至今享有“嗨客之父”的称号。

嗨客旧译为“黑客”，导致很多贬意性的误解。后来的新词“骇客”及其行为，更使“黑客”具有了某种可怕的电脑歹徒形象。嗨客这一名称音译于英文的HACKER，是英文动词HACK的动作者。HACK有两个意思：“租”与“砍、劈、成功地对付”。在第一个意思上，表明嗨客们都是一些深夜或通夜工作的计算机发烧迷——早期的电脑很昂贵、包括供连网使用的终端也很稀少，要想多上机，只能在晚上多预约即多“租”机时；作为第二个意思，这些人有很大的干劲，象“砍、劈”的大侠，并在编程中发挥与提高聪明才智与创造力，既喜欢又善于“成功地对付”。斯多尔曼回忆道，只要在编程中表现了创造力，并为社会及他人产出了有益的产品，嗨客们就会感到快乐。“黑客”这种旧译只是跟随海外的随意翻译，“黑”与人相联系贬意性极强，歪曲了原意，也没有反映出动作者的原意与新技术群体的深刻含义。译为“嗨客”才能表现出IT英雄们的行为、气势、呼声，并表现出其文化发源地打招呼时的亲切豪爽感与侠义精神。斯多尔曼对嗨客作了正宗而权威的解释：“以‘安全破坏者’的意思使用‘嗨客’一词，是部分大众媒体上的混淆。我们嗨客拒绝承认该意义，并会继续在‘热爱编程且在编程中享受聪慧的人’的意义上使用该词。” （[8]）

嗨客（及类似人群）是高科技尤其信息技术时代出产的一个特殊阶层。最初的嗨客精神正是自由的共享与协作精神，其伦理与文化则表现为一种有益社会的创造性欢乐与助人为乐的侠义。但是，随着计算机技术及其应用的发展与私权软件的出现，更由于软件商业价值而带来的“个人暴富”机会，嗨客出现了严重分化。据斯多尔曼的回忆，由于商业化对自由协作精神的破坏，在70年代末，嗨客文化经历了一次断裂，嗨客伙伴们陆续离开了MIT AI LAB，很多人被商业“招安”，他热爱的富有自由协作精神的环境暂时消失了。

我们认为，这种“文化断裂”正是软件商业化、自由协作产物商品化的反映。信息技术发展的初期，软件具有的引领性本质还没有充分表现出来，但很快，社会信息发展规律就透过软件的独立表明了，软件才是真正切合信息本质的信息代表，它不仅主导着计算机应用，而且正成为整个信息技术的最重要基础，更广泛地看，则是软件的开发与应用不仅形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软件生产力”，而且必将成为整个社会的普遍基础。当软件加速从硬件的附属物转向独立，软件转化为另立门户的重要生产要素后，资本主义出于其本性，把软件的商业化作为延长其垂死危机而拼命抓住的又一根救命稻草。

在人工智能实验室后期，斯多尔曼目睹了商业软件的出现，看到了共享与协作的毁灭，身历了软件私有权对他们的有意刁难，感受到了商业软件保密协议中不道德的背叛性带来的屈辱与愤怒。他与毁坏他所钟爱的早期人工智能实验室的商业化行为斗争了两年，从他的多次回忆中可以看到，他那时也受到过高薪诱惑并有过痛苦激烈的思想斗争。但他最终说道：我也可以去发财，但我终身都将不快活，相反我也可以与这种现象斗争，以重建这种美好的社域，我下定决心为我所为——以自由软件进行斗争。1984年，为了专心推行自由软件，也为了不因雇员身份而被人依法阻止自由软件的开发，斯多尔曼离开了麻省理工的人工智能实验室，成为一个开发与推广自由软件的自由人士。

我们认为，嗨客从出现起，就有着某种“温和的无政府主义”色彩，并似乎有某种单打独斗的现代侠客形象，并且，后来出现了行为极不相同的分化，但这些表面的部分现象并不是这种新主体最重要的本质。嗨客与自由编程人员、社域、因特网及自由软件等现象是相关联的，表明了在社会向信息时代或知识文化时代变革时，一种代表软性高端生产力的、科技文化水平更高、理性与主体性更强的新阶层和社会力量正在形成与分化组合中，其组织方式、自由理念及表现出来社会变革的能量动力也反映着社会结构形式的全面改变趋势。

社域

如前所述，电脑网络与自由软件密切相关。加上自由软件的本性重视人的因素，因此不管在阵线划分，还是开发、经营与使用等子系统方面，自由软件运动都提出与强调了一种新的直接社会关系——社域（community；在早期，斯多尔曼也称其为“公社”）。这种社域基于计算机网络，而不基于或局限于地域性（本质上是全球化的，可以说是网络之所达则社域即可在的）。自由软件社域的大小，客观地标志着自由软件阵营的壮大。它可能是松散的，只要你开发、推广、使用、经营、爱好，支持自由软件，并有着关系与交流，你就是社域的一员。它也可能是紧密的，只要有具体的组织，如自由软件基金会、自由软件经营公司等。在斯多尔曼的理想中，这种社域是一种民主自治的自由协作社会单位，配合国家、个人、法制、市场，既成为软件开发、运用的团体，也是共享、贡献、享受乐趣的朋友圈。社域是自由软件运动中（也包括一些其他关联于IT影响的社会行为中），以早期嗨客为开端为代表，逐渐发生出来的一种社会结构新雏型。社域的重要特色是基于电脑网络与IT的非地域性数字式网络信息的互动交流，具有大小不等的单位、松紧不同的圈层。自由软件运动不仅把社域作为自己推行、扩展以及开展活动的基础，也以社域的发展来检验自己的影响。目前的电脑网络中，出现了许多类似社域的、蓬勃发展与丰富多彩的社会集合体，预示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带来了社会关系与交往方式的直接变革。

四、自由软件运动

两个阶段

按我们的研究，应把1991年看作自由软件运动发展的一条阶段划线。1991年之前，为筹备与发动期，这一时期的主要工作是发动、宣传及自由操作系统的部分开发，最重要的文献是《GNU宣言》和一些讲演。技术上，这一时期的重大成就有斯多尔曼开发的GNU的C编译器与宏编辑器。1991年，出现了两个重要东西，从合法规则到技术开发方面都推动了自由软件运动的急速发展，形成广泛影响。一是完整表达左版观念的GPL（GNU通用公共许可证）的新版，二是由芬兰大学生林纳斯开发的Linux操作系统内核，自由软件运动因此有了自己的基本成形的操作系统GNU/Linux，自由软件运动进入了一个发展高潮期。外部条件方面，90年代前期开始的、很具自由性质的因特网的大发展，则提供了自由软件推行与运动开展的大好舞台。但同时，也出现了分化遇到了考验。

如前所述，开源是中心自由中“修改自由”的基础，是自由软件成立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正是在这一点上，自由软件运动出现了分化。开源是计算机“真正的早期（20世纪60－70年代）”的传统风格，那时各大学的很多重要实验室中的计算机系统都是彻底开源的，哈佛大学的有关机构甚至明文规定不允许安装非开源的程序（即使可能是非私权的）。私权软件风行之后，作为软件专利与商业保密的后果之一，就是源代码保密甚至加密、严禁非授权获取与修改等。这时，坚持开源与宣传开源最有力者就是自由软件运动，就是自由软件基金会。这一坚持的一大硕果就是GNU/Linux，而其成功与发展同样也得利于开源。现今流行的GNU/Linux及各种变种，已是成百上千人劳动的共同结晶，有人来纠正错误，有人来添加功能，这是开源、因特网、群众性编程造成的奇迹。GNU/Linux之后，大量的自由软件与配合成果涌现出来：其他的自由操作系统、编程工具、图形软件、数据库、视窗化、文本编辑等等，还出现了研究基因工程与分形等前沿科技的自由软件。不仅品种发展，质量上乘，而且数量急剧上升，用户不断增多，社域不断扩大。

分化与开源软件

自由软件基金会一直坚持着自由软件的理想，坚持与私权软件的斗争。但也出现了重要的分化与变形。一是因为自由软件也可以市场经营，于是无孔不入的商业也介入进来，有些公司能够按照自由软件的规则和要求作得较好，有些则打着自由软件的幌子，玩着把自由软件私权化的把戏。另外则是出现了“开源派”和“开源软件（或称开放软件）”，他们认为自由软件斗争性太强，主张“不要过分惹恼商业”。他们认为自由协作不重要，重要的是普及、显示能力和出名，他们另外提出了重在开源而不在自由的种种根据，其中一些说法在现实性上，也有其道理。“开源软件”态度较温和，只要求开放源代码，不关心是自由软件还是私权软件。一些开源派甚至反对自由软件。与此相关，还出现了“半自由、部分自由”的自由软件及各种有关的“自由许可证”。开源派有相当的号召力，产生了很大影响，它不仅想把GNU/Linux等自由软件转化为仅仅是开源软件，而且也把大量的私权软件及其开发公司拉入到开源队伍中。私权软件公司的加入或因迫于竞争的压力，或因要做出顺应行业潮流与社会道德的模样，也更因为想要利用暂未受其雇佣的民间开发力量。同时，开源软件也推动了传统软件市场经营方式的变革。我们认为，与自由软件的使用导向相比，开源软件较偏重开发导向。

这种分化一方面扩大着自由软件及其部分主张的影响，一方面在自由软件看来，也制造着混乱。自由软件运动对这些分化的态度是，涉及原则的坚决斗争，斯多尔曼面对只提“开源”的潮流时就说道：“我们要把自由喊得更响”。可以团结教育的则进行说服或进行有条件的合作与配合。自由软件的态度是：只要表现出一分自由，就支持这一分自由，只要降低和危害自由就坚决反对。其反对与斗争的态度则是充分说理的宣传与解释与加紧开发产品。

自由软件运动在发展中，不仅在软件领域与计算机行业中造成了影响，形成了各种社团、派别，还发起和呼应各种运动（如因软件专利问题联合抵制亚马逊网，联合声援反对欧盟试图制定软件专利法等）。而且，这引起了其他社会左派尤其重视反对一般“知识产权”派别的关注。一些社会左派人士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就提出通过信息共享来启动社会主义新高潮的设想，并不断地发表反对信息与知识私有权的观点。自由软件的出现为此提供了方向、具体办法和信心，如有的左派人士就撰文呼吁把自由软件基金会的GPL推广到所有知识产品。[9]

主要实践

自由软件运动开展得比较丰富，这里择其主要的具体实践，简单评介如下：

新型的、有用的、具领先性质的技术成果。这是运动要改造社会，至少在软件领域复兴自由协作精神的载体。其方式是核心志愿人士的努力参与，并通过广泛宣传，加上软件这种特殊产品的自身吸引力吸引广大拥护者、爱好者参与，因特网则提供了这种群众性打造这种载体产品的新型条件。这方面，运动取得了很大成果，但要实现其理想，它还需要更多的资金捐助和志愿者参与，需要更多的程序加盟为自由软件。

不懈的较有质量的宣传教育。这是自由软件运动尤其斯多尔曼花相当多精力所做的事情，也是自由软件能取得效果扩大影响的一个重要方面，同时这也是一项国际交流与推广活动。自由软件运动发表了大量文章（有的十分精彩）宣传自己的理念和实施方式，对疑虑和误会进行解释，对反对意见进行批判和批评，剖析不够彻底的自由软件行为并说服他们变得更加自由，呼吁私权软件和新开发的软件加入自由软件，等等。在宣传中和呼吁中，坚持激情与理想同理性与可行相结合，以事实、产品、公认的道德准则与法律原则为依据，辅以流行的广告手段等进行反复的大范围的宣传。斯多尔曼本人花了大量精力在全世界进行讲演。他曾数次到中国（北京、上海、武汉等地）进行讲演，宣传自由软件理念，受到广大师生和编程爱好者的热烈欢迎。目前中国也出现了一些自由软件协会和网站，学习技算机的大学生可以说人人都拥有自由软件。自由软件的产品加上努力宣传，产生了较大的国际影响。

自主的与响应的斗争性活动。自由软件不仅独立发起一些斗争性的活动，如发起联合抵制亚马逊网站以专利危害技术发展的活动，也呼应其他活动，如反对欧盟试图通过软件专利法的国际性运动，也帮助更为弱小的自由活动，如为“自由编程同盟”进行呼吁等等。这类活动是比较多的，目前限于资料，尚不清楚这些活动的具体影响与效果。

呼吁立法活动。由于是在体制内开展与合法推行，法律保障就显得极为重要。在美国，自由软件争取的不仅是地方法院的判例，而且希望通过国会的有关立法，一劳永逸的解决私权软件的垄断权并确保自由软件的地位。这方面较突出的是争取国会通过免除或削弱软件专利与版权的法律的呼吁与活动。自由软件认识到它的最大威胁是国家立法取消它，故它自身正在这方面作最大努力。

筹资与经营活动。自由软件运动的直接困难归结为资金问题，这方面的努力一方面是吁请资助，一方面是进行自由软件的经营。两方面都有一定效果，已有一些公司资助自由软件开发，也出现了专营自由软件的公司，这些公司的回报将主要是在支持服务上获得。自由软件自身的经营（如自由软件基金会的软件销售）也有一定效果，但比起其所希望的还有距离。当然，直接将程序捐献或加入自由软件，也是受欢迎的，这方面的成效越来越大，GNU／Linux就是一个重要例子，自由软件的家庭正在扩大。

以上的各种活动是互相结合进行的，并综合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社域建设与扩大，二是推广“左版”和GPL（GNU通用公共许可证）。而左版和GPL则集中体现了自由软件运动的实践精神与策略原则。

自由软件运动推出的“左版”和GPL，是自由软件运动合法推行的实践策略的精华，可以说是一项意义重大的社会创举，在非技术方面具有很深刻的研究意义。

五、运动的基础与策略

可行性支撑

自由软件运动何以能够提出与推行，甚至能有很快很大的发展？这得益于一些基础的客观条件，同时也与运动发起人的主观努力有关，尤其与运动采用了充分结合主客条件而形成的实践策略有关。依我们的初步分析并根据自由软件运动的宣传，我们可以发现一些支撑运动的具有可行性的因素：

发展到信息技术时代的资本主义或者说信息资本主义，发生了一些重要的社会变化，信息资本主义的某些观念、科技与生产力、民主与司法体系、市场与国家资本主义或跨国资本主义等等，均或有发展变化、或有更多的“改良、规范与完善”；社会结构、生活水平与科技文化教育的程度也发生了值得重视的变化。导致这些变化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而社会主义与进步力量的推动则是最重要的原因。全面研究这些变化不是本文的主题，但这些变化造就了自由软件运动进行的基础条件。信息社会的出现，使社会发展规律的自然抽象过程，在信息领域中有了更加明朗、精萃、集中与具体的直接表现。

信息技术的发展已经把一个发生巨大变化的时代带到社会面前，新的生产既营造着变革所需的客观基础，也锻造着新的主体。对这种划时代的态势，斯多尔曼的分析定位是：私有产权的物质对象时代已经过去了，数字式可复制资料的新时代到来了，社会正在准备迎接人们每周工作10小时，大量进行自主活动尤其进行信息开发与应用的“后短缺时代”〔参见斯多尔曼的《GNU工程宣言》和《在瑞典皇家工业学院的讲演》等文〕。在这样的时代中，至少在软件领域，私有产权（如传统版权、保密、专利、商标与名誉权等）的权利有些失去了意义，有些意义重心发生了变化，因此人们制定的规则如法律与市场规则等，不管愿意与否都必需跟随时代的变化，时代变了，就要革新观念与行为，至少产生了他们这样的人，要来自觉这样做。他认为软件领域的私有权限制了使用，浪费了生产力与财富，没有把技术取得的重大成果转变为人的发展，并且在导致社会与人心的腐败。新的时代要求致力与产品的使用和人的发展，而不是以故意浪费和垄断限制来图一已之利，为此，他必须在他的领域中有所作为，那就是推行自由软件。

作为的直接的“法理依据”，自由软件运动提出的推行基础是“软件公权即共享权”、“科技领域中的自由协作”和在软件领域的行为应该是“让我们所生存的社会变得更美好”的伦理要求而不是相反。

相关地，斯多尔曼提出了与新的社会基础相适应的道德要求，自由、平等、博爱等基础道德要坚持和发扬，而一些具体的道德（如守（软件版权）法、反对自由复制等）则是因时势而转变的。一切道德的判断都要看它对社会的帮助与伤害的大小。他认为在短缺的物质对象时代，私有权有其存在的理由。他提到一种与软件开发中递归方法相关的社会“递归”，在古代并没有版权和专利，后来有了，其主要目的也在于帮助社会，而对大众的伤害很轻微，但发展到靠囤积来压榨金钱就走到了反面，因为这完全是浪费社会生产力和伤害社会公众。到了数字式可复制资料时代，软件领域的私有权变得失去意义，其剩下的作用就是限止发展与使用,现在，在新的技术基础上，古代无版权的社会应该再回来。因此应该发扬圣经中“金箴”的精神（斯多尔曼声明他本人是无神论者，但欣赏宗教中的某些正确说法）：已所不欲，勿施于人，人之所欲，共同分享[10]，这一金箴在软件领域中的要求就是程序共享，自由地开发、分发、复制、修改与使用。

同时，自由软件运动也基于最基础的为人准则与人之常情，同时运用了心理分析。软件保密协议要求人们出卖邻居和朋友，所以令人愤慨；软件私有权通过限制使用来压榨金钱，是软件黑手党在勒索软件保护费，必须用自由软件来进行抗争；受金钱激励和诱惑，变得玩世不恭讥笑良知是自欺欺人与伤人自伤，是精神分裂症倾向与神经症。看到私权软件和私权软件公司为了金钱而置用户与社会利益于不顾的行为，就相当于看到有人在大街上被追杀——不吭声是不对的，应该发扬“路见不平一声吼”精神，挺身而出勇敢相助。

在软件开发的本性和人的本性上提出了新的、至少以自身经验认为是可行的要求。斯多尔曼认为，软件开发本身的创造力和乐趣是最大的激励，而金钱激励则可以取消。取消金钱激励，程序员的收入可能会降低，但这没什么不公平，也没什么不好，斯多尔曼本人言行为都是反对奢侈豪华的，他主张“为人类的长远利益”与为社会的整体进步，人人都有权享受信息技术的成果，都能够共享有用信息。

最后，技术与产品中的自由本性，能保证优良的产品问世，加上以使用为目标，肯定能赢得使用者的支持。

总的来说，自由软件运动没有表述系统成形的基础理论，而较注重“公理认定”的基础上力行实践，运动推行的方式是运用体制内的巧妙的合法斗争。它以改造现行制度以优化资本主义并加上理想社会的诉求，通过现行市场的公平竞争与经营法则，以有质量产品即商品和宣传教育的影响以吸引社会参与和帮助的方式，来开展自己的实践活动。在它的实践活动中，一些重大的策略值得研究。

左版

尽管自由软件运动的推行是努力控制在“体制内”的，但它提出的一些原则实质上具有巨大的否定性，其推论、推广以及如果彻底实施，将与现行体制发生尖锐激烈的具有颠覆性的矛盾与对抗。作为从理念到行为都从根柢上提出了一整套全新东西的自由软件，要能够与强大的压制反对势力进行对抗、与被长期培养起来的“天经地义”的历史惯性进行斗争，在力量对比悬殊的抗争中站住脚并发展，它必需找到与确定一种既能有效保护自己，又能在坚持与推广运动的宗旨与精神的情形下推进运动的方式、策略原则与实践接口。

斯多尔曼的许多言行与目标，如鼓励“不为赚钱而编写程序”、最终消灭软件与有用信息的私有垄断权等，都超越了现存社会所能容纳的范围。他在《GNU宣言》中宣告，发起自由软件是为了迎接正在来临的“后短缺社会”的自觉行为，他描述的“后短缺社会”可以说是在憧憬一个自由人自主活动的新社会（注[11]）。难怪有人称自由软件运动为“电子共产主义”。但斯多尔曼并不是空想家，他也善于运用现存社会发展出来的条件来进行现实的斗争。他说，虽然我们主张不为赚钱而编软件，“但我们要吃饭，所有愿意支持我们的人也都要吃饭。那些为了生活而不得不为私有公司工作的人更要吃饭。因此我们不强求大家都干义务劳动，我们只是以努力的工作来与私有软件竞争”，“我们的策略是：你愿意使你的软件自由到什么程度，就自由到什么程度”，“甚至私有公司也可以为了利润的目的来经营自由软件，但他们只能通过服务来赚钱，而不能丝毫改变自由软件的性质。”前面提到的GNU/Linux的销售行为以及自由软件的巨大影响等，都是灵活有效运用策略的结果。

斯多尔曼在《实用的理想主义》一文中说：“如果你想在这个世界上实现什么，仅有理想主义是不够的，你还需要能够使你达到理想的路径。换句话说，你需要‘实用’”。（注[12]）。这是对策略问题的简朴表达，其核心就是有效利用有关法律体系与市场规则与惯例来合法推行自由软件。斯多尔曼认为，毁灭早期自由协作精神的根本原因之一是软件版权化并加以售卖的商业行为，那么同样地，利用这一商业行为也可以复兴自由协作的精神。在长期思考自由软件的发布形式的过程中，他在一位朋友的来信信封上见到了这样一句话：“左版——所有权利被颠倒”，“左版”这个生造的词汇尤如一道闪电，照亮了他一直在寻找的发布自由软件的实践策略与章法：发明“左版”，中心思路就是“用版权反对版权”。

左版一词的英文是Copyleft，它的出现是直接针对“右版”的。右版即传统版权——Copyright。左版不是一般的“反版权”，更不是“无版权”。形式上，它也是版权，但内容规则与传统版权完全相反。自由软件中有一种“无版权或非左版”自由软件，毫无版权限制任人复制与使用，这看上去很激烈，但斯多尔曼经过思考，认为这一作法并不现实，欲速则不达。在现行体制下，无版权自由软件不能保证许多开发者的生活，尤其是它会被私权公司任意利用并再在其上安上版权与专利，用户不久仍然将受到限制。即是说，自由软件需要一种保护，这种保护并不是靠义务劳动和道德教育来保障的，它必需在现存社会中起效用，必须是一种有强制力的法律、规则和惯例。

左版的目的是用版权形式夺回被传统版权夺走的自由。左版表现了自由软件运动的对抗与斗争精神，表现了机智幽默乐观的嗨客文化，既是运动宗旨与精神精简表达的纲领，又是运动总体实践策略的高度概括，也是这一策略具体实施的核心。而具体实施的代表则是GPL，GPL相当完整地体现了左版的意图——以一种合法、有效可行、大家习惯并乐于接受的形式来以保护自己，既确保自身的存在还推动自己的发展，并不断地有效打击与压缩对方。以一种高质量、总体低费用、以使用与用户第一为宗旨的产品，在市场上与私权软件公平竞争，加上左版的保护和促进，这就能有效保证自由软件的可行与成功实践。

〔因已有专论发表，本文不打算详谈左版，请参阅拙作《论左版》（《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

GPL

GPL或GNU GPL，即GNU通用公共许可证（GNU General Public Lisence），是自由软件基金会为自由软件申请的一种版权形式的授权许可证，或者说，使用授权书。许可证是版权的一种实现方式，表现为一种商业与市场契约，一种交易双方自愿达成的协议与合同，一经生效，则受法律约束。所有自由软件的作者都可以自愿把编制的软件置于许可证的保护之下，任何使用者也可以在同意与信守许可条款的前提下成为自由软件的合法用户。该许可证的形式不仅在形式和达成方式与程序上符合商业与市场规则，而且已获美国政府版权受理机关的正式批准（专利号：59 Temple Place - Suite 330, Boston, MA  02111-1307, USA），因此受到法律的保护，也受到有关国际组织的所有参与国的法律保护。（当然，自由软件并未到此止步，还在申请更高的法律保障与立法，以更彻底地实行左版。）

形式上，GNU GPL仍然是一种版权，但在内容和实质上，它是一种与传统版权根本对立的。GNU GPL开篇就讲：“大多数软件的许可证都是用来剥夺你分享和修改该软件的自由，而GNU GPL则相反，它是用来保证你分享和修改自由软件的自由的。”这明明白白是要和传统的版权制度对着干。斯多尔曼说，私有软件以版权来限制人们使用与发展软件的自由，我们则用版权来保护和扩展人们的这种自由，并以此来与私有软件竞争，推广自由软件。可以说这实质是一个从根本上反对版权的运动，但同时又采取了版权的方式，天衣无缝地合法进行。

GPL是一整套授权许可的规则，结构完整，定义严密，设计周详。你只要把GPL放入你的软件中，进行显著地“版权”声明和无担保声明，你的软件就成为了自由软件。GPL的宗旨是保护软件和用户的自由，即从客体主体两方面保护自由软件的使用、复制、修改、发布与再发布的自由。你不接受可以不选择使用复制修改发布自由软件，而你一旦使用复制修改发布等，就表示你接受许可协议（因为有“版权声明”在前），必须遵守规则。GPL除了严格地“限制”不得减少与终结自由外，其余全是自由，保证用户与软件的使用、修改、复制、发布与再发布自由，并保证自由无哀减地传递。GPL规定了产品必需要让用户能方便地获得源代码（开源），复制与发布必需保证能自由地再复制与再发布，任何修改的结果仍适用GPL规则即仍是自由的，任何连入自由软件的其他产品或产品部分都均置于GPL规则之下，即都均变为自由软件，不允许将新修改部分申请专利（除非仅仅是一种荣誉而并无实质限制的“专利”）。允许私权软件“改嫁”自由软件即加入GPL。与右版许可证相比，除了在“是一个授受双方自愿达成且必需信守的规则”这一形式相同外，内容上，左版完全对右版搞颠倒。这是一种“夺过鞭子揍敌人”的精妙战术。

GNU GPL的灵魂核心是“左版”的“以新式版权反传统版权”的原则。斯多尔曼认为，在古代没有版权，后来出现了专利与传统版权等对有用信息的私权，但在当初的目的中，有利社会的因素要强大得多，对社会与使用者的伤害不大。但后来，特别在新的信息时代，右版已经变成囤积软件与有用信息以压榨金钱的手段，其破坏作用的一面越来越大，已经严重阻碍了人们对信息的自由获取与软件工程师们的自由协作。随着软件的商业化，为了“保护版权”即保护资本利润，本来开放的编码体系分裂为越来越多的、有专利的编程语言，割裂了计算机事业的整体性，把本来是普遍协作的软件事业，破裂成不同公司的商业秘密；版权使软件中累积的人类智慧变为商业私利。斯多尔曼还列举大量事实证明，版权制度在很多重要方面妨碍了信息时代的共享与协作的普遍要求。而在技术发展到今天这样的地步，至少在软件领域，右版的唯一作用“只是搅扰人们干正事”，已经完全过时。他把“左版”原则应用到自由软件实践中，就是要与这种正在过时的东西对着干。而GPL就是具体实现这一原则的新工具与新武器，GPL的影响与作用是巨大的，它使自由软件的范围不断扩大而又无后顾之忧，与右版许可证的“限制、禁止、不得、到你为止（除非再付钱）”等性格相反，GPL本身带有扩张性与传递性，不仅传播自由软件，同时也传播着一种自由精神。GNU／Linux的出现与发展正是得益与GPL的有力保护与推广的一个显著例证。

GPL也有效地分清了阵线，把自己与右版、盗版、其他的自由软件、走中间路线摇摆于左与右之间的软件作了清楚的划分与区别，同时也向它们伸出热情之手，给出光明之途，欢迎他们方便地加入左版。

GPL因为清楚地划清了与盗版等的界限，因而既扩展了也规范了自由软件运动。而任何愿意使自己开发的软件成为自由软件的作者，都可以自愿地将软件置于GNU GPL的保护之下，方法就是把GNU GPL拷贝到发布说明中，连同软件一起发布。实际上，GNU GPL就是对左版进行全面的说明和规定，其目的就是利用现有法权，以合法方式保护自由软件的自由性质及其连续性不被改变与中断，并使之携带的新精神不断地扩张。

对于那些只想通过自由软件来获取暴利的人或机构，周详规定左版原则的GPL将大大地打击他们的获利欲望。虽然自由软件是既可以免费获得也可以销售的，但在遵守GPL规则的条件下，经营自由软件是无法获取垄断暴利的。

许多人怀疑在GPL规则之下将会无利可图，这是传统的市场意识形态所使然。但与这种怀疑同时发生的却是自由软件的市场占有率的飞速上升。自由软件运动正在促进一种巨大的市场变化：普遍的低利润（但有较高效益、重视服务与使用导向）经营方式的市场。市场的内容和性质有可能因此发生根本变化，成为一个反唯利是图的阵地，成为使用价值放在首位的交流场地，成为调节控制的计量与反馈工具。自由软件运动人士认为，站在社会整体的角度，由于消除了浪费，提供了更好的产品，让用户得到了更优秀更方便的使用价值，整个社会的财富不仅能被有效利用，而且会极大增加，而这种增加的优势不会用于恶性竞争与导致社会腐败，而是转化为社会与人的发展条件。如果，自由软件的精神（人人都贡献、协作、竞赛）得以普及，那么整个社会的“获利”都将迅速而公平的提高，最终会大大有利于所有人。最简明的例证就是，很多信息技术欠发达国家、很多经济能力有限的机构与人士，因为自由软件而迅速的学会、应用与享受到了信息时代的技术进步，促进了各方面的发展。

GPL作为一种具体操作方式，一种实施策略，并不强调挑起对抗，它宣称“并不意在挑起版权与专利的争论”，它只宣称它是一种市场许可证，它下面的产品只是市场上公平竞争的商品，左版与右版各自旗下的软件将通过市场来决定优胜劣汰。同时，GPL也为资本机构提供了通向自由软件的“接口”。只要不违反GPL左版规则，即保证用户享受自由软件的全部自由并能无衰减无终止地传递，商业软件公司也可以经营自由软件商品及有偿服务而获利。这使私有软件公司在利益驱动及竞争压力下，自愿成为自由软件的传播者。

六、自由软件的重要影响

自由软件的影响是巨大的，其影响既表现在技术及与技术直接有关的方面，也表现在超出技术的社会意义方面。

自由软件运动首先在信息技术尤其软件技术的发展方面有巨大贡献，并涉及到与此直接相关的一些领域以及直接受其影响的经济发展方面。它推出了全新的产品与研发、经营、使用等模式，形成了一种新的软件事实标准。它极大地降低了软件的价格，更快更广地推动了计算机与软件的应用和普及。GNU GPL作为一种新型的软件许可协议，已经为越来越多的软件所采用。

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把自由操作系统—GNU/Linux作为发展本国操作系统的技术策略，很多国家的许多大中型网站使用的是自由操作系统或其变种，大大节省了建设费用，普及了网络应用。

越来越多的硬件和大中型软件公司采取了与GNU/Linux进行合作的策略。这些公司虽然都按照传统的经营思路在打自由软件的算盘，但他们的这种与自由操作系统合作的策略本身体现了自由操作系统的影响力。

自由软件提出了新的道德、精神与理想，要求着一种新的体制与完善的法制。自由软件的理念是否完全正确，可以仁智互见，但它提出的让我们生存的社会更美好，以及反对不平等限制与控制，要求除暴安良、见义勇为、创造贡献、共享协作、检朴实用的精神无疑在当今社会中起着积极的正面作用，它的敢于斗争和善于斗争也启发人们的思考。

自由软件贯彻了彻底的使用第一、用户第一的新观念，它反对商品与市场中的支配、控制、压榨与不平等行为。自由软件运动认定这样能免除软件与有用信息上的私权所造成的巨大的社会浪费。

尤其要提到的是自由软件对不发达国家及信息技术欠发达国家的重大促进作用。自由软件对这些地方的人民带来的效益和为他们节省的费用是不可估量的。

七、自由软件与中国

自由软件在中国总的情况是相当受欢迎，当然也有怀疑、反对与嘲笑的声音。在其影响下出现的“开源软件”也被各行业大量采用。中国出现了很多自由软件的产品或变种产品，出现了很多相关的协会、组织，有很多专门介绍、提供、评论、交流自由软件的网站与网页。据小范围的调查，大学的计算机专业的学生，人手至少一件自由软件。并且出现了国家级的自由软件中心及相关网站。

自由软件作为一种新开发方式、一种新的高技术市场商品，引入进来，总的有利于开发的多渠道、多方式，有利于市场的竞争与消费者利益，也可以避免国外少数大公司在软件上的垄断。自由软件因其规则，虽然不能完全与直接解决信息安全的问题，但给予了学习、借鉴的更多机会，有利于我们这样的大国迅速发展软件技术，提供了掌握重大关键自主技术的更多机会。中国有很有利的条件把软件产业作为支柱产业发展，自由软件在这方面的作用将主要是正向的，吸取利用得好，价值极大。自由软件的低成本，将使我国的IT业少受资金短缺的限制，也能使其他行业加快计算机化、网络化，更好地实现技术创新。自由软件不仅能促进我国的电子商务及电子事业，并将在我国以信息化促进工业化的整体战略中发挥巨大作用；目前需要的是就此取得认识，制定规划与政策，形成一种有特色有效率的综合推进机制。

自由软件有利于我国的软件教育和和人才培养，中国有相当多的甚至高层次的教育网采用自由软件（或其变种）进行构建本身就是一个证明。它的低成本，易传播、能解剖学习、能进行适应性移植改造、网络性与协作性等等优势，可以构建新的更高效的教育与培训基础平台。这些优势也对科研机构有类似效果。应该充分考虑如何利用自由软件建立使中国软件在开发和与人才造就上更加能产的基地和园区。

自由软件的“普遍低利润化”（或者说，“应用低成本化”）经营模式，已经冲击并改造着传统的市场，虽然短时期中能接受的公司不会很多，但有眼光的公司会加入经营，其中的商机无处不在。红旗Linux和其他一些自由软件公司的成功经营只是很初步的例子。在中国，强调服务与应用将更加能获得一种多赢的市场效果。在市场更多地引入自由软件，有利于规范市场秩序、扩大市场规模。低利润是相对的，高利润追求则往往适得其反，可以说我国的硬件业很多门类已经步入了低利润时期，某种程序上，这是带投机性的、重纯流通商业经营的必然后果。而自由软件中的“重视开发与服务、面向用户与使用”这两条正是真正的商机所在。同时，自由软件能带来规模效应，因此，自由软件经营、或汲取其精华而形成的新经营模式将有很大的市场前景。

由自由软件分化而来的“开源软件”，对中国软件的产业发展也具有特殊的现实意义，这需要一套综合的产业化方案，我们的课题研究及其专著中将为此作出努力。在这里，我们只是特别提请注意，开源软件在中国的现实性，不是建立在与自由软件的对立上，而是建立在对自由软件的基本支持上。必需切记：唇亡齿寒，鱼蚌勿争。

自由软件运动倾向于这样一种设想，即结合国家、市场、开发－用户－管理、社域、企业、（官方、半官方及民间的）文教科研机构、（自由职业者或兼职的）个人等各方面的积极性，在法制、专项税收与利用、市场、计划调控等综合作用下，把软件产业作为一种公共事业加以推进。很多编程人员可以成为国家或国家代理机构或混合体制的项目机构的雇员，进行有酬编程，也可以自由或兼职身份在市场及服务中获取有酬回报，还可以进行大中小型各类项目的协作与指导支持。自由软件的成功也得益于一种“群众性编程”，这里面也有可以汲取并加以改造提高的经验。对这些东西综合地加以吸收改造，结合我国的社会主义优势，可以设计出我国软件产业跨越式发展战略性规划与政策。

改造自由软件运动中的理想与道德诉求，并在实践中取得成绩，可以充分体现我国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红旗Linux的孙总的看法很有远见：有些发自国外的东西反有可能在中国搞成功。而与国际自由软件及其他类似活动进行有条件的呼应，则有利于反对信息及知识霸权主义的国际斗争。

八、初步的结语

自由软件运动的更大影响是必然激起对其广泛而深刻的社会意义方面的研究。本文限于篇幅，只能对部分方面作粗简的探讨。

自由软件运动的出现标志着当今的信息技术革命正在超越技术领域，或者说新技术正表现着整合性和全面一体化趋势，表明科学技术革命必然触发社会变革。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框架内发展出来的“知识经济”和巨大的科技型尤其信息型生产力不仅使生产力本身的形态发生着有史以来最大的变革，也将使人类社会关系发生有史以来最大的变革。信息化、软件化作为社会进化的规律和必然趋势已经表现得非常明显，而自由软件运动则从多方面集中地反映了这些新变化，要求着通过对自由软件运动的研究给予新的总结和作出更深入的探究。

自由软件运动发起不到20年，其带来的启示却是全方位的、极为深刻的。在自由软件运动中，提出了一种对信息社会与软件知识人才的思考：以“递归”原则促进社会信息进化，革除阻碍时代进步的弊端，珍惜技术进步带来的优越条件，达成人类的美好理想。我们认为，不管自由软件运动具体表现及参与者主观意向如何，其本质反映的是客观规律，是信息进化规律的直接表现。这种社会递归原则的实质，不过是在新历史条件下更清楚、更实际、更理性、更具体，直接或间接地，全部或部分地，重新领悟与再确认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既有科学认识，同时提供了进行补充、发展的新材料。

自由软件运动在信息技术时代的条件下至少再次提出了这样一些重大问题：信息社会中的哲学发展及其实践问题，社会化协作及其新表现新入口问题，自由协作所赖以进行的公共生产资料问题与自由的共享协作问题。马克思主义曾预言，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必将推动公共生产资料的发展并最终推动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劳动发展为自主活动，社会发展为自由人的联合体，活动与发展的目标是人的全面发展。自由软件运动将促使人们深刻思考这些理论与预言。

在自由软件运动的发展过程中，在互联网上还出现了硬件资源共享组织（例如OpenCores）。这些组织提出，不仅软件资源共享，而且硬件设计的资源也应该共享，这些组织已经主动在互联网上提供了相当数量的芯片设计方案，供一切人自由下载。这种共享的要求，并不仅仅是一种少数人随时可以产生的激进思潮，而是一种在互联网时代才产生并不断发展着的现实。这种现实反映着以计算机和互联网为显著标志的当代社会化大生产中，公共生产资料必然发展的客观趋势。在现当代，公共领域的发展日益深厚广大。由于信息的共享本性在信息技术的促进下急剧展开，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跨国合作以及自然信息、社会信息与重要科学研究设施本身的公共性质，更由于电脑网络这种现实的、不可逆转的全面共享工具与方式的普及，社会的进步及相关的各类矛盾表现得更为明显，从国际关系到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无不受到影响。在信息生产力或软件生产力出现并占优先地位的发展阶段，社会化、信息化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矛盾正在以不同形式激化。自由软件运动只是从高端再次揭开了公共领域的问题与矛盾的一角，而斯多尔曼提出的“软件不应该有所有者”的思想以及“让所有软件都成为自由软件”的运动目标，则集中地反映了对此一问题的关注，并且事实上把解决和发展公共领域的问题直接付诸自由软件运动的实践。

自由软件运动的进行策略自发地包含着较丰富的历史唯物主义与社会发展辩证法内容。自由软件运动目前有效地实行着两种斗争策略：市场实践与合法实践。第一种策略体现在自由软件的销售中，表现为对利用市场进行自由竞争。第二种策略则体现在左版原则和GNU GPL许可协议中——“要copyleft一个软件，首先需要copyright它”，即利用既存法权来颠倒行事，有效操作。这两种策略的结合与较为成功的进行，至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社会变革方式提供了可参考的手段与途径。而宣传教育的努力和新激励因素的提倡又引入了文化道德等人性心理动力。这也说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已经造就了更新型的社会力量或掘墓人，并提供了自我否定的综合前提。

自由软件运动在高新领域实质上反映着并现实地激化着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本质上是部分揭示了意义深刻的斗争与变革趋势。软件领域并不是一个小方面或部分范围，也不是一个纯技术的领地，这是一个代表生产力和社会发展方向的高端、关键和要害部位，并且在不断地泛化与透浸。仅就自由软件的销售、开源、自由复制等引发的商业模式改良来说，其直接后果将导致软件的降价、低价和普遍低利润，这极可能萎缩大资本在软件领域的市场，沉重打击IT领域中垄断利润。马克思曾经预言过的资本主义平均利润率不断下降的趋势，这一规律是否成立，在新的时代如何表现，自由软件也提供了考察思路。

自由软件开发者及一些运动参与者是一种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被动的“异化劳动”的新型知识劳动者，他们的劳动具有高端性和创新性。这样的群体将有可能成长为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体，为新的社会改造提供的新的社会力量。这种人员的出现与扩大，提出了对生产力中的“软件”因素及其重要的引领性以及对生产关系与生产力进行整合考查等要求提供了创新思路。这个群体的口号是自由协作，为人类利益、为社会提供有用的东西而不只是为金钱激励而工作。这实际上是一种新型的劳动观和人生价值观，是在知识产权时代对雇佣劳动观的自发性反叛。他们的生产目的及劳动成果——自由软件，实际上是把使用价值看作首要的，而交换价值则被看作是在现存的商业社会中实现使用价值的手段，甚至只是暂时保留的策略性手段。这实际上是触及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全部异化现象的总根子与“源矛盾”。我们认为，宇宙及社会的信息本质及其进化规律，不断地成熟着一种“自然抽象”与“自然方法论”，发展到信息社会，这种自然抽象结合人类社会的主体抽象，就使社会的源矛盾及其解决方式直接呈现出来，而信息技术又现实地提供着解决矛盾的可操作方式与思路。自由软件运动发生在全新的条件下，在软件领域中搞颠倒，直接从高端领域冲撞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要害，意义非常重大。这种重新颠倒的倾向必然会蔓延开来，在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深化中，扩展到资本主义生产的其他领域。

自由软件运动提出的“物质对象时代过去，可复制数字信息时代到来”与“后短缺社会”的划时代见解，在时代新高度上复归使用价值的同时，着眼于重视人的发展与自由，自由软件运动的这种理想基础，足以引起其他从传统角度研究社会变革者的新思考。

自由软件运动也向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提出了创新综合与发展的任务。面对当代资本主义发达部分的信息资本主义，面对在这种社会产生出来的新型的反叛力量和新产生出来的资本主义的自我否定因素，有大量的理论问题值得分析和总结：“知识私权”制度的历史及其所包含的矛盾、版权私有中“窃夺历史与社会”的实质、电脑网络与集体协作、生产社会化、信息化与公共生产资料的发展、信息化社会条件下公共生产资料与私有制的矛盾、信息与知识的共享本性、知识分子的分化雇佣劳动化及革命化、信息进化的规律、电脑网络社会的生产方式及其社会主体、“后短缺社会”的必然性质与实现之路、IT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与社会变革、社会斗争与竞争的辩证方式等等。这些问题的研究，必将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向前发展，使马克思主义能够走在信息社会的前面，为社会进向理想提供思想武器。

哲学与理想中的“自由”曾是资本主义的一个有力武器，但资本的自私性和垄断欲望也使自由成为一种它的自杀性武器。我们在新的哲学探索中认为，在信息时代，自由是高级信息系统的高度信息化，是结构性的、关系性的内外协作与协调，是人的高级信息本性的全面展开。这种信息化的超越性质就是自由——认识、领悟、掌握、操控质量、能量、客观规律，同时也递归地认识、协调与发展信息与人本身，自由软件运动部分地但比较明确地体现了这种社会自由要求。

从表面上及运动发起人的自我认为看，自由软件运动是属于是“体制内”的，他们追求的似乎是理想的资本主义和既有的公认道德，方式上诉诸社会大众也诉诸立法与国家支持。斯多尔曼本人也明确表示他“不反对商业和资本主义”，还希望声明“自由软件运动不支持马克思主义”。仅仅从这些地方看，似乎可以把自由软件运动概括为“资本主义的又一种改良与优化”。但我们认为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一个运动的客观性质并不完全由主观因素确定，信息进化与社会化自由协作的客观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与表述为转移的。在目前的时代与特殊的领域，尤其在该运动的更多实质方面，表现出来的是对现存社会的巧妙的彻底否定，而这些实质性东西的彻底推广与实行，不论发起人初衷如何，都只能是反映了并将导往社会客观规律决定的必然方向——冲击乃至否定私有制与资本主义。斯多尔曼及自由软件运动是在不自觉地反映与重新确认人类走向社会主义社会的必然规律。在他的思想中不仅实质上自发地包含着一些社会主义的因素（尽管他否定这一点），而且他也看到了当代社会正在发生巨大变革并积极地加以推动，还看到这种变革正在为一种已经走到了人们面前的新社会准备着现实的条件。要释放与利用这些条件，要尽应尽的责任去迎接新社会，就得从当代社会的要害部位——信息技术中的软件领域——打开缺口：“我们已经极大地减少了那些为获得实际产品而必须做的工作，但是节省下来的活动只有很少一部分被转化成闲暇，因为伴随着生产活动的不得不有大量的非生产活动。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官僚主义及等量的〔恶性〕竞争。自由软件将至少在软件领域里极大地减少这些消耗。我们必须这样做，以便使生产领域的技术财富，转化为使我们更少从事必要工作的社会条件。”（注：引自《GNU宣言》结尾部分）

从总体上说，自由软件运动具有较高的主体化程度，我们认为它具有某种“高阶的自发的革命性社会改造”性质。高阶，主要是指发生的时代、领域和参与主体的性质。自发，是指自由软件运动如果要彻底地、合逻辑地实现其理想，就应该与更成熟的哲学和社会科学理论相结合，在实践中走向自觉，完整认识已初步知觉的历史规律并主动顺应；它只有与先进的理论和其他进步运动的主体力量结合起来，才能找到他自身真正的历史地位，克服其发展困难，实现其既定目标。革命性，是指其内含地具有的强大否定能量，而非保守的改良。对于这种高阶自发的、具有重大意义的社会现象与变革活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应该主动予以研究，并因此丰富自身，适应新的社会形势并走在前面进行有效地说明。信息领域发生的社会性变革不仅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提供了最有力的佐证，也提供了丰富与发展的营养；至少，从信息角度对经典理论进行哲学级的继承性创新已经显得极为必要（这也是本课题同时在进行的一项相关任务）。

自由软件运动正方兴未艾，他将面临历史的考验：可能坚持下去发展其进步性革命性，扩大范围造成“角马”群冲的威势，也可能被招安、被变质、被“捧杀”或“棒杀”。不过，这场源自社会发展必然性、抓住了现存社会矛盾高深新方面要害、符合信息进化规律的、真正的“信息革命”的号角既已吹响，就已经表明其所反映与表现的的社会客观规律必然会更有力地加速外化与表达，推动各种重要的变革一往无前，前仆后继，从自发走向自觉，从分散走向汇合，日益迸发出巨大的能量。

与自由软件运动诉求的自由协作精神一样，我们希望对它的全面深入的认识也将是社会科学协作的产物。我们目前的研究只是激发这种协作的初浅开端。

〔著作权利声明：如经作者同意，允许对本文——包含本声明在内——完整逐字照本地免费复制、转载、传播。200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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