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5月在昆明召开的“马克思主义2001”国际研讨会论文

自由软件运动与马克思主义

《从信息哲学角度对自由软件运动的综合研究》课题组

 执笔：贾星客、李极光

当代资本主义的最发达部分可以被称为“信息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把人类长期的技术进步的最新成果—信息技术以及丰富的信息资源作为扩大和深化市场的手段，延缓其生产相对过剩的危机。计算机和互联网一方面在产生出新的经济生长点，一方面也在制造出新的经济泡沫，在加深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也催生出资本主义制度的自我否定的新因素，本课题组正在研究的自由软件运动就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产生出来的这种新因素之一。

自由软件运动于1983年由美国软件工程师理查德·斯多尔曼发起，其直接目的是通过开发与传播自由共享的新型软件以实现软件和知识的全人类共享。自由软件运动提出了以新型的版权（GNU GPL）来抵制和最终在软件领域消灭传统版权体系的目标并付诸实践。这一软件技术工程被命名为GNU工程。斯多尔曼明确地说，他是要通过GNU工程的开发和推广，来进行必要的社会改造。

斯多尔曼在80年代中期建立了“自由软件基金会”（Free Software Fundation），通过自由软件基金会，借助互联网这种新型的媒体，使自由软件运动迅速扩展到了全世界。1991年，芬兰大学生林纳斯·托瓦尔滋开发出Linux操作系统内核，并把它归属到GNU GPL新型版权体系内，促进了自由软件运动的发展。由于运动提出的软件共享问题是信息社会越来越不能回避的问题，软件的共享本性是任何软件开发都不能回避的“公共领域”，所以众多世界顶尖软件公司都不同程度、以不同方式、或自觉或不自觉地被卷入到这个运动中来，并事实上成为自由软件运动的不同层级。

我们与斯多尔曼有过通信，他向我们强调他不把反对资本主义作为斗争目标，在他的各种文章中，也从不提马克思主义。这一点也不奇怪。但这不等于自由软件运动与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无关，不等于我们不能从中引申和阐发出发展现代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结论。

我们初步认为，自由软件运动的实质，是集中地表明了信息已经进化到高级阶段，是社会解放物质条件更加成熟的表现，它也可能成为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新因素。它提出了新的、关键的重大理论与实践课题。但运动具有通常的自发性，对科学社会主义理想目标有误解，有着认识、把握、决策等方面的迫切研究需求，这种需求只有马克思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才能予以发掘与满足。

基于这种认识，本课题组经过近一年的研究，得出以下一些初步的有待进一步探讨的结论：

1. 自由软件运动的出现标志着最近的这场信息技术革命正在超越技术领域，再次证实着马克思主义科学地揭示出的社会运动规律，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运动规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框架内发展出来的巨大生产力不仅使生产力本身的形态发生着有史以来最大的变革，也将使人类社会关系发生有史以来最大的变革。这是社会进步的自然抽象的集中表现（社会的自然抽象，现在达到信息化阶段，是从社会经济自然抽象到货币以来的又一次巨大跃迁，这种现实过程的抽象，提供了：新经济基础、社会关系、社会主义、辩证法的具体表现等等，直接要求进入人的认识，化为理论抽象结果），而自由软件运动从多方面反映着这些新变化，应该通过对自由软件运动的研究给予新的总结。

2. 自由软件运动重新提出了自由协作问题。斯多尔曼认为，软件领域里普遍的自由协作是早期计算机发展史的一般现象。但是80年代初以来，随着个人电脑的发展，软件的市场一下子变得大起来，独立地通过软件牟取商业利润成为可能，软件商业化了。斯多尔曼不满意于软件的商业化，因为商业化使黑客群体（早期的软件协作群体）分裂。他决心恢复黑客的自由协作精神，因此发起了GNU工程。GNU工程的目的是通过一个技术工程来恢复早期的软件自由协作精神，使所有的软件都成为自由软件，使商业软件和私有软件消亡，使软件象空气一样为每个人自由取用，从而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

自由软件运动虽然是由于斯多尔曼特定的社会经历而发起的，但绝不只是一种个人的冲动或小群体的活动，而是高度反映了当今社会化大生产的协作性质，特别反映了互联网平台水平上的高级协作性质。

3. 紧随自由协作而来的问题是自由协作所赖以进行的公共生产资料问题。自由软件运动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信息革命时期的一个充分反映。信息共享、知识共享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内发展起来的生产力社会化、国际化的最高形态，它正在与资本主义私有制发生更深刻的矛盾。马克思主义预言，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必将推动公共生产资料的发展并最终推动生产资料社会所有，生产和社会主体成长为自由人联合体。自由软件运动的出现和发展正是这一预言的最新实证。

斯多尔曼提出了“软件不应该有所有者”的思想。他明确地把自由软件与私有软件对立起来。按照斯多尔曼的定义，自由软件指的是自由地学习、使用、改进、发布的自由。为了实现这些自由，就要允许软件的自由复制，就要开放源代码，包括衍生作品的源代码。这样的自由软件就是公共的软件，也将为未来的公共生产资料提供基础。

随着自由软件运动的发展（虽然总共不过18年），在互联网上还出现了硬件资源共享组织，例如OpenCores。这些组织提出，不仅软件资源共享，而且硬件设计的资源也应该共享，这些组织已经主动在互联网上提供了相当数量的芯片设计方案，供一切人自由下载。虽然还不是把计算机直接共享，但我们还是可以从中看到一种“从软件共享到硬件共享”的发展趋势。

这种共享的要求，也不仅仅是一种少数人的激进思潮，因为它是一种在互联网中的现实。这种现实反映着以计算机和互联网为显著标志的当代社会化大生产中，公共生产资料必然发展的客观趋势。

4.  自由软件运动的斗争策略自发地包含丰富的社会发展辩证法。

斯多尔曼说，要使一种软件成为自由软件的最简单方式，就是把它放到公共领域。但这样做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在目前的商业社会，会有人把公共的自由软件变成自己的私产。为了不使自由软件的自由在传播过程中逐渐衰减，斯多尔曼的做法是用传统的版权来保护新型的自由软件。他使用了copyleft这个新造的词来表示这种策略。“要copyleft一个软件，首先需要copyright它”。自由软件基金会正式申请了GNU GPL，作为copyleft总原则的实践措施和法律手段。

另外一个策略：自由软件不等于免费软件，可以销售自由软件谋生，或者为自由软件运动集资，并仅限于此。这样，自由软件与私有软件就是商业竞争关系，而不是对抗性冲突关系，自由软件将在竞争中发展和取胜。

这两个策略，加上自由软件本身的自由性质、开放源代码带来的所有技术的和社会的优势，使自由软件发展迅猛，使自由软件的主要成果，GNU/linux成为服务器操作系统市场中仅次于Microsoft 的Windows NT的操作系统。

这两个策略的意义，我们认为至少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式提供了合法斗争和商业竞争的新手段和途径。这两种策略在目前是成功的，它也一般地说明，资本主义社会是可以为新型的社会力量提供反对它自身的社会物质前提的。

5.  自由软件基于开放源代码的自由复制性质正在引发一场商业模式的改良，这种改良的一个直接后果是软件的低价格销售，这可能萎缩大资本在软件领域的市场，加重资本过剩危机。想一想，如果软件真的都成为自由软件，就意味着在软件领域没有商品和市场，或者说没有垄断性获取超额利润的市场，这将加重资本过剩危机。这种前景有待进一步研究，但自由软件加入软件商业领域的竞争将改变该领域的现状将是肯定的。

7. 自由软件开发者的主体是一种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被动的商业劳动的新型知识劳动者，这个群体将有可能成长为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体，为未来新社会提供改造社会的新型社会力量。这个群体以自由软件基金会成员为核心，但包括分布在全球为自由软件无偿贡献力量的真正意义上的hackers。这个群体的口号是自由协作，不为钱而工作。这实际上是在提出一种新型的与商业劳动不同的劳动观和人生价值观。他们的劳动成果—自由软件则体现出对商品的价值和使用价值的不同看法，他们实际上是把使用价值看作首要的，而把交换价值看作是在现存的商业社会中实现使用价值的手段。自由软件运动提出了“后商业化”与“后短缺”的发展经济模式与目标，这与生态运动中的批判商业主义潮流是同一个后现代潮流的两个方面，从中可以研究自由软件运动与后商业化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关系。

8. 最后，自由软件模式对发展中国家如何应对信息革命提供了一些有意义的启发。

   自由软件运动是最新的高阶自发的社会解放运动，它有可能成为科学社会主义运动的涨落点，马克思主义研究、科学社会主义应该可以从中吸取新的经验和社会力量，同时由于其自发性，它也需要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